清代“大一统”的抵边书写——基于云南边境府州志的考察

历史书写的载体主要以文献的形式呈现,既有官方的书写工具载体,也有私人的表述方式。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的历史书写问题,需要参照大量官方文献。而承载着清代官方“大一统”意志的方志,无疑是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历史书写的重要文献路径。方志编纂,为清代“大一统”工程的重要体现形式,彰显着一统天下的王朝意志。历史上被称为徼外僻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在清之前,几无官修志书备考,然自康熙朝始,随着方志编纂工程的推进,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式性方志纷纷呈现,成为推广“大一统”的重要载体,彰显清王朝思想抵边、疆域抵边和文化抵边的“大一统”实践方式,为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县书写“大一统”的重要历史表述形式。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旧方志对明代福建医家的历史书写

福建旧方志共收录明代医家308人,呈现出习医缘由伦理化、医疗技术神奇化、医德医风儒家化的模式化书写。地方志通过对医家书写的增删改造,使得同一医家的形象逐渐发生偏转,主题叙事也随之发生改变。明清以来,地方志关于医家传记的书写,基本上沿袭了儒统化和仙统化的路径,这一路径决定医家传记大部分都选择性忽略了其作为“医”的基本特质,重在凸显医家的德行和神奇,而不是技术性特征。

明清方志所见江西茶叶产地与名茶考略

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江西茶文化上接唐宋,传承至今,依据地理分布可划分为南昌及周边地区、赣中地区、赣东北地区以及赣南地区。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的产物,明清时期江西茶叶产地和品种的持续动态变化,反映出茶文化在地域间传播与演变的不同特点。将地方志研究与茶史研究相结合,重新审视和挖掘地方茶文化的历史价值,有助于丰富对不同时期江西茶文化的认识,为理解茶文化在地域社会中的传播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促进地方文化传承和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方志史料的明至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研究

本课题基于方志史料,搜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信息,系统梳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明至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的种类及其产地的时空分布信息,并对该地区纸质物产种类及其产地的分布特征和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分布广泛,共搜集到产地信息237条,其中以湖南最为丰富。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纸质物产种类丰富,包括皮纸、竹纸、草纸、棉纸和火纸等。清代和民国时期纸质物产种类则从传统的皮纸、草纸发展到竹纸再到多种原料混合造纸,质量也显著提高,是自然资源综合利用和工艺技术提高的共同结果。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晚明清初勘报灾情的文书行政与信息传递

晚明地方灾情的勘报程序以层层委官、逐级上报为主,清初兼之以基层的越级报灾。从抚、按分掌报灾勘灾,到勘报职权互通;从督、抚、按会勘会报,到督、抚会同勘报,是易代之际制度的因革与巡按权力的渐进让渡在荒政上的具体表现。异县互查、督抚会勘等权力的制约与制衡机制,对灾情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起到了有限的保障作用,但官场生态特点依然为隐灾虚报提供着政治土壤。灾情信息的传递情况影响着地方社会灾害治理的实效。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近两年来在天柱实施田野调查所获之碑刻的解读,发现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自明初逐渐步入王朝国家系统而"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之后,教育作为"王化"统治策略之一,备受王朝国家的重视,同时,作为身份改变的一种途径,学校亦备受民众之欢迎。因而,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发展尤为迅速。在运用碑刻史料对明清时期天柱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梳理时,发现其教育范围涉及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以及清末的新式学堂,同时,碑刻资料也像我们活生生地展现了各级学校在筹集办学经费中的艰辛与困境。通过对明清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的教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或可为当代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的视角。

明代徽州方志述论

明代是徽州方志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这时徽州府邑正式方志的修纂蔚然成风 ,专志编撰门类多样 ,志书编纂理论日益丰富 。

明代方志书写烈女抗暴“言论”模式探析

明代纂修方志已成为官府事务之一,列女传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趋于模式化倾向。方志书写烈女在社会动荡中面对暴力侵害时多会伴随"言论"而自杀或被杀,凸显了烈女们的儒家正统形象。但方志书写的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烈女抗暴"言论"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修者通过对烈女"言论"的虚拟或想象,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略论明代云南儒医现象

在明代云南儒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因儒通医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医药文化的重要特点。以地方志为主要研究资料,整理选介明代云南较为著名的儒医,并从形成背景、群体构成、儒家伦理、心态、著述5个方面对明代云南儒医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

列女书写、妇德规训与地域秩序——以明清乐清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版本的明清县志《列女传》,在传记内容和叙事策略上存在着隐晦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呈现出士绅的妇德塑造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士绅妇德内涵的演化轨迹。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分析士绅的妇德规训意图,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清中叶以后妇德内涵建构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明代较为单一的"贞烈"导向,增加了以欧阳修母亲式的以"荻训"为特征的贤母规范,到清末士绅又表达了列女书写包含"才女"的意向。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学界的这个一般性认识:明以后妇德内涵朝着"贞烈"的单一导向而趋于"窄化"。第二,士绅的妇德建构因应特定的时代问题,清中叶以来妇德建构的两方面内容:倡导贤母和批判佛道信仰、私育异姓,均非作者书斋臆想的产物。第三,士绅妇德规训牵涉到极为实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列女书写具有维护地域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三个方面的意涵。近百年来节烈观念批判者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在道德规范层面,而没有探究妇德规训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因此,新文化运动健将无法解释古人普遍肯定妇女节烈实践的事实。研究妇德观念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方志著录致误分析——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方志条目为例

归纳了方志著录致误的三种类型:方志名称著录错误、方志纂修者姓氏著录错误、方志卷数著录错误,并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之方志条目为例,通过稽考辨正以分析其致误原因。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综述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较为丰富,是开展区域史研究、提升黔西南州文化软实力和发展壮大黔西南州文化旅游产业较为重要的资源。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整理工作已取得较大成绩,但存在拓片未集中整理发布、相关著述未附拓片,分类不合理、资料漏收、铭文移录错误以及点校粗疏等多方面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制约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立足某一类碑刻所开展的多方面研究,针对某块碑刻所开展的具体研究,以及运用碑刻资料对区域社会史进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