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已成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最大阻碍。以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开前门”和“关后门”两个阶段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两阶段改革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从作用机制来看,“开前门”和“关后门”阶段改革分别通过财政收支巩固和债务规模控制来发挥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作用;异质性分析来看,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激励较弱和财政监管力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正向效应会更加显著。研究结果为推进债务预算硬约束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影响

预算管理法治化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约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融资的基本制度规范,无疑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风险防范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借助强度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新《预算法》实施明显降低了地级市城投债发行规模。政府债务治理法治化之所以能抑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主要源于硬化预算约束、强化财政审计监管和提升财政支出效率的实现机制。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削弱新《预算法》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强化了新《预算法》实施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效应。未来要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法治化管理,同时促进政府间财政关系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协同改革,共同助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推出市政债券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需求已引起各方主体的高度重视,探索推出市政债券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为此,当前应加快立法,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约束,构建多元化的城镇化建设融资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融资机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构建地方政府的财政信用,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约束,提高地方财政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完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控制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制定市政债券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发展壮大投资者队伍。

财政分权、地方官员任职特征与通胀水平变动

本文试图从制度视角分析我国通胀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我们同时考察财政分权、官员治理模式下的地方官员任职特征对地方投资结构的影响,进而通过国有经济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对通胀水平产生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979-1997年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分别降低和提高了通胀率,年龄较大、任期较长以及曾有中央部门任职经历的地方官员所辖地区通胀率较低。1998-2012年,财政分权对于通胀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官员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通胀水平。因此,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模式下,为了抑制当前通胀水平进一步下降趋势,我国应积极推进稳增长政策。

财政分权视角下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

基于全国31省(区、市)2003-2014年的相关样本面板数据,利用静态、动态广义矩(GMM)和门槛模型分析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均成正相关性。但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预算软约束的增加缩小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当财政分权高于一定水平时,预算软约束扩大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治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的公共财政化:制度框架与多元影响

通过限额管理与分类管控等制度设计,中央政府在短期内便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该公共预算管理体系中。本研究将这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总结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公共财政化。目前关于该重大制度变化及其影响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基于官方文件、统计数据以及深入访谈等资料研究得出,在中央统筹的省级管理框架下,该政策逐渐建构起集限额管理、分类管控、风险预警与问责机制为一体的预算管理体系。政策的本质是将地方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主体)与信贷机构(债权主体)的关系转换为政府间财政关系,并依托项目制和省级统筹的限额分配,使得地方债务融资更接近于信贷形式的专项转移支付。通过对四川省县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上述政策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一般债务成本会通过挤压科教文卫支出、扩张政府运转成本以及拉升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而产生新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另一方面,主要对专项债务成本起作用的财政重整政策则可以通过扩张重整地区基金预算收支来降低其负债率。上述发现说明内嵌于公共预算管理体系的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体系需要通过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而加以改善。

逻辑与路径: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反思与规制

反思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路径,基于大国财政的宪法逻辑推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化和法制化是复杂经济背景下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财政分权框架下央地收支非对称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形成的逻辑起点,由激励相容、自由裁量权和竞争性的财政利益表达引致的"预算软约束"形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基本路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和防风险的底线思维意识下,应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治理与调适,强化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正义考量,并最终推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法制规范的常态化与财政治理的现代化。

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实证检验——基于云南省2010-2014年数据

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会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本文以云南省为样本,利用协整检验工具从动态角度分析地方财政得出结论:小口径财政表现出强可持续性;中口径财政在考虑了基金预算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因素后,转化为弱可持续性。这就说明,单靠税收收入是不能满足地方公共支出需要的。因此,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否有效,是影响地方财政可否持续的重要因素。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一个综述

本文通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影响、管控的相关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梳理,总结了较为成熟的财政联邦经济体在地方债务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正处于分权化改革当中的转型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最终落脚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与分税制度不完善、地方官员激励扭曲、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需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错综复杂,需要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制度特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国地方财政收支互动性研究——基于省级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财政可持续性要求硬化地方预算约束、保持财政收支之间互动性,本文采用面板VAR模型基于2007-2015年省级层面的财政收支数据,分析省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互动关系,从而寻求加强收支互动关系来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地方财政自有收入同公共财政支出之间并不存在互动关系,反而转移支付的增加会显著增加政府开支;第二,税收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地方政府的支出膨胀倾向而其减少未必会降低政府的开支;第三,非税收入的变动不影响公共财政支出,但政府却会通过寻求非税收入的扩张来减轻支出增加的压力;第四,分样本的实证表明,财政自给度是决定收支互动关系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给出的政策启示是通过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和财政管理规则去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增强我国地方财政自给度和财政收支互动性。

财政分权、地方债务控制与预算软约束

分权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由于税基交叠会产生纵向外部性,且这种纵向外部性容易导致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为特征的预算软约束的出现。为分析这种预算软约束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中央政府与代表性地方政府在内的跨期迭代模型,并比较了地方政府债务不受控和受控两种情形下的影响。在地方政府债务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时,预算软约束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都具有显著的正面效果,尽管其也会导致寻租活动的出现。而在地方政府债务受中央政府控制时,预算软约束并不一定刺激公共投资。无论哪种情况,只要中央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边际价值相对较小或地方政府分享的税收份额相对较低,预算软约束都能增进社会福利水平。

财政分权、预算约束与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

利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1996-2010年中国省级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地方政府的维持性和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效率普遍偏低,而经济性公共品供给相对高效,且预算外支出比预算内支出更有效率。由此可见,财政分权下的激励机制没有普遍提升公共品的供给效率,而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软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因此,在加强预算约束的同时,必须通过相关机制设计维持地方的经济增速,而对于公共品供给结构偏向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差别化的分权甚至一定程度的集权来解决。

地方财政杠杆的激励机制、增长绩效与调整取向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滞后Tobit和非线性动态门槛等前沿计量模型,从时、空两个维度重新审视了地方财政杠杆的激励机制和增长绩效。结果发现:(1)地方政府传统融资模式隐含着双重卸责动机,即"隐性担保"诱发的跨域卸责和"期限错配"诱发的跨期卸责,受传统政绩考评机制激励,"卸责组"省区形成相互仿效卸责的区域传染效应;(2)纵向失衡的财权事权配置框架、渐进放松的显性融资约束及地方政府同金融机构基于利益互联的隐性授信契约,成为卸责融资行为难以忽略的制度背景;(3)侧重增长绩效而非福利配置的制度安排,诱导地方政府扩张杠杆主要以市政建设和公共资产积累为导向,但西部落后省区表现出更强烈的短视卸责融资倾向,形成流动性风险的区域失衡;(4)卸责融资诱发非线性增长绩效门槛效应,跨越门槛的杠杆绩效趋降,但尚未明显阻滞增长,显性门槛值高于现行流动性风险警戒线,中长期执行警戒线仍有上调空间。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新常态下的地方财政杠杆调整提供了依据。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预算软约束——基于政府过度负债省级政府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7-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回归与静态面板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预算软约束不仅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三大要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提供了思路。

财政分权下中印地方债务的产生机制

财政分权是中印两国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与分权制度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分析中印两国的财政分权运行机制,考察软预算约束环境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其辖区内居民的监督关系,进而探讨两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两国地方债务的产生源于分权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相匹配,以及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下的经济行为。

地区财政能力、引资竞争与地方债规模研究

近年来,地方债规模的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运行中的焦点问题。通过将地方财政能力首次引入分析模型,并将财政能力、财政赤字、预算软约束和经济发展模式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考虑到债务的双重引资作用以及区域间的差异,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总体和区域两方面估计上述因素与地方债务规模累积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所以,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抑制债务需求;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降低地方债风险;健全地方债制度和法律约束,促进地方债可持续发展。

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经济效应

财政支出竞争作为地方政府争夺要素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要素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损失。文章构建一个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模型,并基于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投资与公共服务两类支出均能吸引资本等要素的流入,因而各地区表现出财政支出的'逐底竞争'。其中,公共投资竞争策略相较于公共服务策略,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更强,这也是造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基建、轻民生'的结构扭曲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