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分析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以校地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基于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案例研究

研究型大学和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校地合作平台,是研究型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有效举措,也是构建完善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校地合作平台资源投入大、要素配置方式多、运行体制机制新,其在优化区域创新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对于支撑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还有待探索。文章在梳理校地合作平台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为案例,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与平台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剖析其发展定位、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总结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发展的经验启示,探讨校地合作平台支撑构建区域战略型创新体系的实践路径和政策建议。

结构性嵌入与过程性吸纳: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机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其可持续性机制尚未得以有效揭示。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二十多年实践为例,对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要素及其蕴含的逻辑链条进行考察发现: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可持续创新和不断制度化的要义在于国家政权通过组织嵌入、项目嵌入与精英嵌入实现自上而下的结构嵌入,乡土社会则经由自下而上的过程吸纳达到美丽宜居、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的累积性功效。面向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体系化脉络,构建国家组织与社会多重互动的可持续性机制。

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下的最优转化区间

为明确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总体上区域创新投入是否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二是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是否会影响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最优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区间,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且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相关系数最高,西部最低;不同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水平下,区域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处于中等水平时,区域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最高,但目前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普遍处于高水平。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坚持区域创新投入并考虑区域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压力下地方政府应优化调整创新资源配置,从以前的关注区域创新投入数额转向关注创新投入向创新绩效转化效率。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持续力研究

创新持续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改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形成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论文提出政府创新持续力这一结构性概念,以研究和提取影响1978年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要素,对当下进行的政府创新进行长时段反思。文章初步探讨了影响政府创新持续力的九个关键性命题,它们构成了政府创新的认知体系。文章认为国家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等命题对于创新持续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对既有地方政府创新个案和创新历史的整合,提出创新持续力的研究范式。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基于“甘肃模式”的理论反思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政府管理工具,其科学性与可持续性成为推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持续性开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为了深入解析这些障碍并提出解决方法,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及模型分析法等,试图从既往文献的梳理入手,结合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典型模式之一的"甘肃模式",对该模式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可持续开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法律保障、政治支持、社会参与以及评估体系设计。在以往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模型对"甘肃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促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可持续性发展的若干建议。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绩效评估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因而本文中的相关结论与建议对于推动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演化范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和趋势,也是推动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主要手段。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创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基础上,基于演化范式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本文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涵;其次,研究了其演化路径与内容,指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四条演化路径和三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分析了其内外部决定因素,总结出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政治企业家"精神、知识累积、创新的路径依赖、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知识外溢与竞合、创新嵌套的行政文化和技术创新等八个决定因素;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百余个案例样本的前期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定义并分析了其概念和内涵,研究了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生和外生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地方政府创新的5种模式。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和运用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不同路径,同时运用该模型具体分析和比较了各创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创新与有限政府

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实践的特点和前沿问题。近几年来,尽管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举措不断涌现,大多数却难以持续。创新的持续力不强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难题之一。本研究从有限政府的理论出发提出假设,认为创新之持续力来源于社会。当政府部门出台某一创新措施之后,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补充与监督,才能将短期的"政策创新"转化为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创新",将"行政创新"深化为"政治创新",从而实现治道变革与政治发展。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省际创新的影响——基于门限面板和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4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创新的数据,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省际创新的影响,发现省际创新产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内部差异程度明显小于全国整体差异程度。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地方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效应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配置能力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效应则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下降的趋势,区域创新活动存在空间外溢性,相邻地区创新产出的增加会对当地创新产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

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由基层政府主动发起,以政府购买项目的形式开展治理创新探索。社工机构评估社区需求提供方案,竞争承接项目,在基层政府提供各类资源、协调沟通各方关系之后,进驻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专业社工受聘于社会机构,依托专业社工技能,利用社区服务站平台,在"两委"领导之下开展各项社区服务工作。项目合同周期完毕,中立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以居民与政府部门为对象,基于项目目标,评估社工机构治理绩效。美地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以基层政府协同推动"三社联动"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民众满意度提升,社区"两委一站"行政工作也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大力认可。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提升的路径选择——以制度伦理为视角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由单向管制向多元互动转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可逐步达成。从制度伦理视角看,制度创新是促成转变的应然路径,而制度伦理则是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持续性困境即缘于制度伦理的缺失,因此,应从贯彻制度发展观念、树立制度评估伦理标准和促成制度体系伦理整合等制度伦理建设方面着手,方能从根源破解现实困境。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更新——农民参与的视角

土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与土地有着最为直接利益关系的农民,其参与土地管理决策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对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土地可持续发展具有双重意义。然而,当前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中却存在着农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的问题,这既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对土地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管理模式的更新,即通过制度创新吸纳农民参与到土地管理决策中来。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与方向

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关注基层问题。基层问题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目前我国基层问题的实质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缺乏平衡,造就健全社会生活的基层组织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基层问题没有被当作核心问题来抓。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很多,主要应当考虑:鼓励资源往基层配置,建立新的治理模式,寻求解决基层问题的更开阔思路。

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作用的一种阐释

该文主要从产权制度出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培育非国有多元产权制度,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有利于制度的个性激励,形成多样化的制度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制度约束及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因素的诸多影响。为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制度,迫切需要探索引入新的模式和机制,以改进地方政府投资管理制度,通过模式创新以突破传统体制的制度约束,优化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效率。

地方政绩诉求、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研究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如何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掌握国际市场主动权的关键。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研究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创新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起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研发补贴在地方政绩诉求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创新氛围在地方政绩诉求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后半段中介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在创新氛围较淡薄的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因此,地方政绩诉求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还通过研发补贴间接影响企业创新效率;创新氛围调节地方政绩诉求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实践及其行为模式研究

当前廉政制度创新活动受其行为空间约束,这个行为空间由国家宪法秩序、执政党政策以及实践知识存量等组成。根据廉政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廉政制度创新模式可以分成贯彻型创新模式、发展型创新模式和竞争型创新模式。其中,贯彻型创新动力来自于上级权力中心,发展型创新动力来自于本地实际工作需要,竞争型创新动力来自于政绩需求。当前,要拓展廉政制度创新行为空间,保证创新持续力,应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逐步突破原有的政策限制,从体制外的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中寻求创新支持,并实现廉政制度创新工作本身的制度化。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可持续规模动态测算——以中部地区J市为例

基于可持续负债理论,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运作特点,通过将当期融资平台债务可持续规模设定等于未来偿付期内融资平台的偿债资金现值,构建出融资平台债务可持续性模型来确定融资平台债务的可持续规模。以我国中部地区J市融资平台为例,在利用灰色新陈代谢GM(1,1)模型预测出2012～2021年J市融资平台的偿债资金数额基础上,运用构建的可持续性模型动态测算出2007～2011年间J市融资平台债务的可持续规模适度区间,通过将J市融资平台当期债务的实际规模与可持续规模进行对比,判断融资平台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据此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