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ilot Implementation and Local Legislation

Pilot implementation propo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should be taken as an incentive measure not an authoriza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to local authorities.It is the outcome of the exercise of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ty.So long as the pilot program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to enact local regulations about pilot implementation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the independent local development.

国家公园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机制——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当地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利益主体,也是参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的重要力量,如何培育当地居民积极的自然保护态度对于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引入地方依恋变量,构建了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恋和自然保护态度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运用多群组嵌套结构方程模型(SEM)揭示了国家公园发展旅游对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自然保护态度有显著的直接影响;(2)地方依恋在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其自然保护态度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在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恋和自然保护态度之间的结构关系上,参与旅游的居民和未参与旅游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者对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地方依恋感和自然保护态度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后者对负面旅游影响的感知对其地方依恋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有显著影响。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引入地方依恋作为中介变量,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影响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作用路径;二是通过参与旅游居民和未参与旅游居民两个群体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公园旅游影响当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群体差异。

《立法法》试点立法条款的分离设置及其权力逻辑

本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规范试点立法条款的共识性建议,但最终并未被采纳,而是对有关制度采取了分离设置模式。盖因此种建议的强守法主义逻辑与立法内在要求相悖,其单向视角亦未能顾及央地关系的核心现实。试点立法分离设置设计体现出差异化的权力运行方式与制度目的:由中央主导的试点制度,授出专属事权以实现特殊法治状态;由地方负责的试点制度,创新规范形式以塑造特定法治区域。其差异背后仍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立法权配置逻辑:明确中央专属立法事权以维护法制统一,根据距离专属事权远近分层次减少对其他事权规定限制以释放改革活力。

基于中试研究培养化学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的探索

针对化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浙江大学化工学科依托校地合作共建的浙大衢州“两院”及其中试实验实训基地,探索了一种基于中试研究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的模式,为我国化学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提供参考。

无蜂窝大规模MIMO系统信道估计中基于加权图的叠加导频分配

针对无蜂窝大规模多输入多输出(cell-free massive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CF-mMIMO)系统信道估计中导频污染问题,提出了基于加权图的叠加导频(superimposed pilot, SP)分配方案。首先分析导频污染对SP信道估计的影响,引入一种全新度量表示用户间潜在导频污染程度;其次根据接入点与用户间大尺度衰落系数完成用户加权干扰图构建,将系统吞吐量最大化问题转化为有容量最大k切割问题求解;最后采取顶点交换局部搜索算法实现SP次优分配。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方案能够有效地改善SP信道估计误差以及系统吞吐量。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如何吸引中央政策注意力?——基于医改简报的文本分析

政策注意力的分配是政策过程的关键要素。在中国特有的行政体制下,基于医疗卫生领域的试点探索—经验总结—创新扩散的政策设计模式,需要将政策注意力放置于试点创新的具体政策情境中去阐释。本研究基于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简报的文本资料,在国家层面的医改制度框架引导下,运用主题模型分析技术呈现地方医改制度创新的类别和具体内容,从政策过程角度解释地方制度创新案例具备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制度创新案例的文本内容表述上,进一步彰显了政策的目标价值与效果;对具体路径与方案的完善,具有解决上一轮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以及开启新一轮政策议程的双重功能。

国家战略视阈的自贸港、自贸区着力点与地方政府选择

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与这个举措并行不悖的是两个空间层面的国家级发展战略,分别为国家级区域战略和国家级总体战略。由此引出的关系不少于三重:其一是自贸区与自贸港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级区域战略与国家级总体战略之间的关系;其三是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与国家级区域战略和国家级总体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审视与总览这些举措和国家级战略内涵及彼此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就分散于多个省市的自贸区建设和聚力于海南一省的自贸港建设的关键环节、面临的约束条件及所在区域地方政府可行的选择,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资政建议。研究显示,国家级区域战略的主旨聚力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国家级总体战略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分散于二十多个省市区的自贸区建设从属于国家级区域战略,而海南自贸港建设则从属于国家级总体战略。因此两类自贸区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但就推动内外市场链接乃至无缝对接而言,两类自贸区所在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方面则有许多相近之处。

央地关系中的政策试点——方法与条件

政策试点是国家决策的重要方法。成熟的政策由合法性基础和解决问题办法两个部分构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成功的政策试点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有效配合。具体是指,中央政府控制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能否做到各尽其能是决定试点成败的关键。从不同角度看待政策实践,提出“做好自己”与“做最好的自己”构成政策试点的基本方法,在确保上级政府有效统筹的前提下,保持适度宽松的央地关系是试点有效的制度条件。

信任危机抑或信任契机: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社会信任?

基于2010—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试验区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政策代表,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如何重塑社会信任的系列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大数据试验区政策实施在总体上对社会信任具有正面影响,即数字技术发展是社会信任建立的契机,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第二,国家大数据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赋能地方政府治理进而增强社会信任。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发展有益于提升以经济建设能力、民生改善能力、环境治理能力、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是增强社会信任的有效抓手。第三,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对社会信任的政策效果会受到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与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既为数字技术发展的社会价值开辟了全新视角,也为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现实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对《立法法(修正草案)》的审思:从七个重点问题展开

修改《立法法》,应当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将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为立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对《立法法》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明确规定做删改,似乎与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符。立法要弘扬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可以不做规定。对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不宜在法律条文中多作规定。《立法法》关于授权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法律部分规定的适用之规定,大体是适当的,如果再扩大范围,容易产生风险和弊端。2021年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已为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开展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法》不必再对这两类事项做规定。法典编纂的事项,也不宜作为法定的要求予以规定。本次《立法法》的修改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试验与示范: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央地话语联盟

在已有政策试点的研究中,试验与示范的争论由来已久。然而,已有研究却忽视了话语的媒介和建构机制对于试验与示范有效实现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入话语联盟等理论,论文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基于话语网络分析的运用,揭示了话语如何促进了试验与示范在试点过程中的共现与互动。研究发现:首先,中央和不同示范区,基于试验与示范等内容的不同叙事侧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联盟。其次,不同的话语联盟在试点过程的不同阶段中,起到了试对、试错、完善、促扩散等不同的政策实践影响。最后,央地话语联盟的建构主要基于央地互动中的权力分配:一方面,中央在话语权力中基于支配地位,实现了对于政策知识和示范方向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基于转译机制,实现了对于试点经验的拓展和再创新。

央地间官员流动、信息优势与政策试点——以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

【问题】政策试点被认为是解释中国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已有政策试点理论主要基于经济增长实践提出,然而对于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尚缺乏充分解释。在复杂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哪些因素影响了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中央政府为什么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方法】论文以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例,通过对试点选择过程追踪及关键节点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识别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因素及影响机制。【发现】论文发现,央地间官员流动形成的央地网络是影响政策试点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央地网络形成的信息优势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试点选择的重要机制,并为地方政府参与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带来激励。【结论】本研究基于非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探讨政策试点理论,回应了央地关系及政策试点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实证了网络关系对于政策试点选择的影响,并提出了信息优势机制,为推动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中国经验"。

地方政府改革实践对中央精神的贯彻与创新——基于某市试点改革的个案考察

地方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但国内围绕地方政府试点改革与中央精神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借助内容分析法和网络分析法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J市《试点改革工作方案》进行深入比较,探索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试点改革是否领会了中央精神以及央地改革的异同。结果表明,J市改革作为中央《决定》在地方的缩微版,各项举措反映中央精神的同时,也兼具自身特色。具体表现在:较之中央全面改革,J市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组合式创新"的做法兼顾了改革的均衡与协调;减少审批是促进其他改革持续进行的重要抓手;公众逐步成为地方改革的重要主体。这些改革特色为推动中国其他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实施改革提供启示和方向。

基于振动与声发射信息融合的海洋平台损伤定位方法实验

目前我国海洋平台特别是进入中后期服役阶段海洋平台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其正常作业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平台服役期间的安全运行,以海洋平台模型为实验对象,通过预制损伤等物理手段模拟平台的不同状态,进行了基于振动与声发射信息融合的结构损伤定位分析实验。①振动定位法实验,经滤波后采用细化FFT法进行信号处理,分析了海洋平台模型完好与损伤状态下信号幅值变化率与损伤位置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振动法可以在垂直方向上确定损伤位置。②声发射定位法实验,通过确定能量计数的变化与损伤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声发射法可以在水平方向上确定损伤位置。③通过对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信息融合,实现了对海洋平台整体进行损伤定位。④最后通过海洋平台状态监测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结论认为,该损伤定位方法具有较高的可靠度与精确度,可以实现平台损伤的有效定位。

20世纪30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平民教育家李廉方的乡土教育实践

乡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开展了生气勃勃的乡土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封教育实验区的实验之所以被专家评为抗战前中国八大教育实验之一,乡土教育的成功实践功不可没。这个实践活动的主持者是杰出的平民教育家李廉方。李廉方一生立足地方文化,关注平民教育,重视乡土教学。他提出教育应适应生活环境,小学教材应以乡土为基,教材应适应于地方需要和儿童需要。他主持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实践活动,课程规划分为文艺、劳作、游戏、特别练习四类;课程组织主要是"单元活动"。实验区常委会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适应于地方和时令的乡土教材,如《禹王台与繁塔》、《相国寺》、《端午》等。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是以乡土教材为内容,以"廉方教学法"为主要方法进行的。"廉方教学法"以单元教学为主要方式,革新了过去教学上的诸多弊端,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发展,对教师的成长也有重要作用。李廉方的乡土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风险防范视角下中国式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的本土构建

金融科技的应用引发了金融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也催生了传统监管模式难以应对的金融风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继推出监管沙箱这一金融科技监管模式,有效平衡了风险防范和金融创新的关系。我国在长期改革中形成的试点机制为监管沙箱的引入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中国式监管沙箱的构建要立足于试点机制的本土资源,吸收域外监管沙箱的实践经验,创新监管理念,明确监管沙箱的运行主体、标准和程序,确立以实质性创新为核心的准入规则,完善信息披露和消费者保护规则,系统构建部门协同、行业协作、央地结合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我国地方政府的职能及其转变——以低碳城市试点为例

地方政府职能的分析有不同理论和视角。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地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处理国家目标和地方目标、各种职能目标之间、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低碳城市试点中普遍存在职能目标趋同、职责同构、职能履行不均衡、突出行政部门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地方政府职能应在减缓行动和适应行动中有所侧重,应从被动减排向主动控制土地利用、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回应、从控制生产者排放向引导消费者行为等方面实现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转变理念、明确职能、规范资金利用行为、建立责任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