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都市区与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及其启示

文章从空间路径视角分析了伦敦都市区与城市群的人口城市化进程。研究表明,伦敦都市区与城市群是英国重要的人口聚集区域;目前英国都市区与城市群区域大多处于人口逆城市化阶段,但伦敦都市区已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循环;国际人口迁移是促使伦敦都市区人口增长、进入再城市化阶段的主要因素。文章提出,应该更多地从空间路径视角研究中国都市区和城市群区域的人口城市化问题;需要以政策措施适时引导上海都市区和北京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在交通和信息设施不断完备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都市区与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周期将会缩短。

英国大伦敦警察建立初探

18世纪以来,英国传统治安制度出现危机,工业革命带来的治安问题和阶级冲突使改革传统治安制度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自18世纪中叶开始,在大约75年的时间里,警察制度的改革者们一直在为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队伍而努力。1829年英国大伦敦警察的建立,身着制服的现代警察开始上街执勤,从此以后英国的治安力量将由警察组成。这种新警察与传统的治安力量相比,具有预防性警务、职业化科层组织、职权法治化的特点。

国外典型大都市圈规划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格局演变的必然,如何进行大都市圈的规划也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本文分别对巴黎、纽约、东京、伦敦和首尔等亚欧美洲五大典型都市圈的历次规划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总结其基本特征。

伦敦都市圈及其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中世纪王权与商人的结盟使伦敦城成为伦敦发展的内核,此后伦敦围绕该内核形成了地域范围与人口的不断扩张态势。但直到工业革命后很久,伦敦才逐步形成了"双层政府管理体制",并且大都市区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伦敦都市圈在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中还非常重视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

英国大伦敦市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启示

欧洲大都市政府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面对全球化和国内地方自治的客观要求,英国政府在1990年代组建了大伦敦市政府,成为欧洲新时期大都市政府改革的成功典范。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大伦敦市政府的组织结构有许多独到之处,值得学习和借鉴。

英美高校本科翻译职业化教育及其对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的启示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和卡迪夫大学以及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本科翻译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形式和评价三方面体现了对市场急需翻译人才在专业和职业技能方面培养的关切,特别是职业"软"技能的培训。针对我国本科翻译专业教育目标中也对培养学生职业"软"技能提出了明确要求,文章解读了三所英美高校本科翻译教育职业化的特点,并就其对在我国翻译专业教育本科阶段设置翻译职业必修课程的必要性、课程目标、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和评价方面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伦敦大都市治理改革的进程及展望

伦敦是著名的全球城市,不断革新的治理体系是促成其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伦敦治理过程的梳理发现,集权分权并重、政府与社会紧密合作,是其不断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治理变革主线,同时分析了当今城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并提出了未来治理的重要展望和改革方向。

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演进及其思考

本文运用城市化空间阶段理论,采用人口普查数据,以上海为例并与伦敦比较,分析了大都市人口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演进。研究揭示,1950年代以来的近60年中,上海处于人口郊区化过程当中,但1990年代之前的郊区化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之后则以市场因素为主导;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郊区化进程主要由外来人口迁入带动;相较于伦敦,结合面积的可比性等因素,上海的人口总量容纳能力并不逊色,但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太高而郊区人口密度明显偏低,郊区化进程还有待深入。建议通过规划措施和公共服务引导大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疏解,以解决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推动大都市城市化的空间优化,并通过加强中央政策的统筹和引导,促使人口城市化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均衡有序发展。

高速铁路对都市区一体化的影响--以伦敦以伦敦、马德里和巴黎为例

高速铁路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连接相距400~600 km的都市区。但是近年,都市地区的郊区及城市出现了一些边缘位置的高铁车站,距都市中心的距离约100 km。重点研究位于马德里（瓜达拉哈拉、塞戈维亚和托莱多）、伦敦（斯特拉特福德、艾贝斯费特和阿什福德）和巴黎（鲁瓦西—戴高乐、马恩河谷—谢西和马西）附近的9座外围高铁车站,分析它们对都市区及当地的影响,并提取对加利福尼亚州高速铁路项目可借鉴之处。

法治视角下的伦敦规划编制框架

随着依法治国逐步深化,区域与城市的治理将上升为法治。我国大都市区规划编制方法尚在探究与尝试,可能面临"终局性"缺乏操作空间、"静态化"缺乏灵活实施的困境。大都市区规划编制的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下科学动态规划的必然方向。该研究选取英国大伦敦地区作为借鉴对象,梳理英国与伦敦法治规划发展历程,并分析现行伦敦规划的编制主体、编制过程及编制保障分析的结构及法理内涵。编制主体由权力机构自上而下指导设立、行政机构自下而上废除变更,集市长团队、议会与合作机构为一体的公私合作伙伴。编制过程是一个融合了变革创新的战略规划、持续更新的预备规划与修订规划的动态规划系统。编制保障分为由伦敦规划年度监测报告作为核心措施、伦敦发展数据库作为数据支撑的技术保障,以及由线上参与、线下互动与权利行使三种方式构成的公众参与保障。

伦敦大都市区产业一空间系统协同演化研究及启示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伦敦大都市区产业一空间系统的协同关系,并通过梳理英国政策机制和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总结产业一空间系统协同演化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伦敦大都市区产业一空间系统的协同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从内向外的圈层式跌落特征,在时间上表现为2001—2010年的失调衰退阶段和2011—2021年的缓慢优化阶段;(2)英国区域治理政策机制和空间规划体系经历了复杂变迁,呈现与产业一空间系统协同演化阶段在时间上的同步性。

伦敦都市区新城发展及其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大城市规模巨大、城市问题突出,许多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新城来缓解城市问题、塑造合理有序的区域土地利用格局。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之一,田园城市和新城的概念都起源于该国,至今约有100多年的历史。英国城市发展理念先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在考察英国新城概念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伦敦都市区8个新城的功能和特点、新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引起的争议。希望通过总结伦敦新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我国大城市的新城发展和城市布局提供参考。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伦敦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伦敦是英国大城市中最后一个建立起现代城市管理机构的城市。1835年的地方政府改革把伦敦排除在外,到1855年伦敦才有覆盖全城范围的管理机构——"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它的主要成就是创建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核心,建筑泰晤士河河堤,清除贫民窟,开辟新街道,管理桥梁,建设公园,等等。但是,"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缺乏明显的群众性和民主性,不仅面临许多外在的干扰与阻力,而且还面对机构本身的问题,出现了拆迁征地丑闻、以权谋私以及最后的权力之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首都伦敦的特殊性,也说明了各种利益的博弈在伦敦远比在其他工业城市激烈,情况也更复杂。"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最终被废除,既是内部腐败招致民众敌意的结果,也是伦敦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需求所致。

伦敦大都市管理体制研究评述

在明确伦敦大都市区的范围和概况的基础上,对伦敦大都市区的管理体制及其演变历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与总结,认为伦敦大都市区划体制和行政组织体制的演变可划分为“雏形、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五个阶段。随后对伦敦行政管理组织体制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政党冲突、复杂的政府间关系、多层次的管理机构以及区域性合作组织始终贯穿于伦敦的大都市治理进程之中。上述几条主线,是深入理解伦敦大都市区管理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关键。

伦敦“梯度型”都市圈形成之源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目前，通过建立雄安新区这座升级版“新母城”促进京津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各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借鉴世界著名都市圈的建设经验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更有必要了解各类地区总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伦敦都市圈是国际公认的“五大都市圈”之一，是欧洲最大的都市群。在其形成过程中，伦敦都市圈以“力”为之，强调规划、金融、总部等集聚力量。这些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即做到“四结合”。文章建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需注意“四并重”，即“总部经济”与“智慧经济”并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重、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政府导向与市场规律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