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共鸣、重塑:长征时期毛泽东在红军队伍中的情感动员

情感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凝聚和动员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话语作为情感动员的中介,反映了个体的情感状态。长征时期,红军战士的情感诉求与旧有革命话语之间存在裂痕。毛泽东从红军战士的情感出发,将受众群体的情感体验纳入情感动员的全过程,通过解构苏式话语,重塑富有情感性的革命话语,不仅重塑了红军战士的情感结构,激发了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行为,还有效地促进了红军队伍内部的情感互动,为党的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论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维护少数民族平等,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并在实践中有效地贯彻实施,获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回顾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文化政策,总结其经验,对于发扬长征精神,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长征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三维方式研究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双方(红军将士与党政工作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群众)相互了解极少甚至有误解的实际情况,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以言传与身教为主、“漫灌”和“滴灌”为重、纵向和横向为要等三维方法和形式构成立体态势,对内对外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推进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落地生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红军,或主动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支持,为党和红军赢得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以后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实践和新时代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提供了重要借鉴。

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长征的胜利就是长征精神的胜利。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为忠于理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乐观向上。在当代中国弘扬长征精神,既是长征精神的价值体现,也是实现新时期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实践

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克服各种困难,各级指战员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认真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方针,尊重少数民族、爱护少数民族,从而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和大力支持.也正是依靠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武装通过不断探索、检验、修正和实践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将中国国情与马列主义民族原则相结合,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并付诸于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认识及经验更加深化、系统和成熟,为以后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时期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与实践

长征时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处理民族与宗教、阶级阶层、国共关系等问题的方针与政策,成功解决了长征时期如何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长征时期的统战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思想自觉与新时代青年人信仰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展现的高度思想自觉体现在确立正确路线、坚定理想信念、唤醒人民群众、开拓革命局面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思想自觉践行的经验原则主要有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政治信仰、依靠人民群众、围绕核心任务等。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思想自觉的践行有助于新时代青年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培育坚定的核心意识、构建正确的群众观点、养成坚强的奋斗精神。

长征时期中央红军在贵州的主要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径贵州,在贵州开展了多项活动。中央红军在贵州开展的这些主要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分析和探究这个问题,既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这段历史的理论资料,更有助于我们对于正确的历史观的形成。

长征时期我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及其运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尤其在四川境内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雏形,为以后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时期党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四川阶段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民族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实践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方面,具备清晰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实践是党的民族领导力初步形成时期。长征时期党的民族领导力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践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领导力,也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从民族独立到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共同体,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领导力的人民性、民主性内涵。

长征时期红军在黔北的群众动员——基于黔北红军歌谣的分析

红军歌谣具有突出的政治导向,旗帜鲜明,是红军革命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来到黔北后,利用红军歌谣广受欢迎的特点,将歌谣话语与群众运动、军事行动相结合,向黔北民众传播党的革命思想、政治主张和革命政策,推动了黔北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效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军事行动。黔北红军歌谣中蕴含了党和红军人民至上的革命情怀,这种价值追求推动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政策演变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途经诸多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发动土地革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引起了民族地区部分土司的警惕抵制,不利于红军民族工作的开展。党和红军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后调整了土地政策,明确表示不在民族地区打土豪,以避免激化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关系。红军变通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原因,一是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实事求是的需要,二是党和红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民族团结教育及其当代启示

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期间,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红军战略转移,围绕长征的首要任务,不断更新丰富以团结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强大功能。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针对不同阶层精准开展教育工作,以团结教育为抓手增强对敌斗争的彻底性、实效性;以一致对敌斗争为目标,既团结教育民族和宗教领袖,又团结教育少数民族群众,团结教育既壮大了革命力量,又凝聚了革命共识。长征时期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团结教育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长征路上的红军诗歌创作探析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创作出许多激昂振奋、乐观向上的诗歌,表达了红军英勇、乐观的精神,描绘了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官兵同甘苦的动人场景。它以官兵同写、写实逼真、朴实真切、雅俗兼具等特点而深受红军和群众的喜爱,充分发挥了诗歌鼓舞战斗意志、激发革命豪情的宣传动员作用,成为党和红军争取胜利的有力武器,也为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和红色文化资源。对长征诗歌创作的探析,有利于弘扬和传承长征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长征时期党的文艺宣传及其当代思想价值研究

长征时期党的文艺宣传是我党文艺史上的重要阶段,是新中国先进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文章以长征时期党的文艺宣传及其当代思想价值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三个根本目标、五个显著气质以及两个基本原则,进而明晰长征时期党的文艺宣传对当代文化构建和文艺发展的思想价值导向和理论借鉴意义。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人才队伍危局的破局之策和经验启示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人才队伍危局及时调整完善了苏区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偏差,并在长征中进行具体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改善主要从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投入革命队伍,保护文化设施,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开展各种方式的文化学习,提高红军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理论文化水平方面吸引和凝聚人才队伍为红军服务,提高了全党全军的理论文化水平,于危局中开出新局,推动了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探索实践及现实启示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长征是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艰难探索,使中国踏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新路,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实现了独立自主探索精神的蜕变。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探索实践贯穿于长征时期的全方位各领域,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拓坚定了决心与信心,为我们锻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力量,为我们汇聚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在长征时期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长征书写与过渡期延安文学——“长征文学”的起源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术语体系中,“苏区文学”和“延安文学”因为命名方式的特点,存在外延上的模糊地带,《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及《长征记》集体创作等长征文学作品,便是模糊地带上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早期长征文学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打破了苏区文学形成的固有范式,诸多文学特征在之后的延安文学中得到了响应,但因为创作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境之下,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话语上依然与苏区文学保持了一致性,体现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典型特征。此时的长征文学作品都有着国际宣传的背景,它为作家开拓了文学传播的空间,为革命文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通过国际宣传的视角,可以看到“苏区文学-延安文学”转变的关键之处,也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