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民族治理的三维向度与历史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治理工作中持续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耕其中,在民族治理工作中不断夯实发展创新提升中华文明的当代话语精髓与灵魂,从而以全方位多角度扩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内容。在当代民族治理工作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向度是唤起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自觉,核心向度是达成中华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实践向度是实现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崭新的结合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民族治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民族治理的有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强烈的前瞻性,以绿色与和平的话语体系保证民族治理的长远发展。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之源探析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和合思维、天下情怀、责任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炼就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自强品格、斗争精神、统战本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拓宽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世界眼光、思维空间、有效方法。

改革主线: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双重突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是这次会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一个主题、两条主线展开,“发展型改革”重点聚焦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治理型改革”重点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二者的共同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基本内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是增强现代企业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引领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走向,锻造“大国之治”的新型政党。

习近平关于青年干部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在于培养造就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基于领导科学理论分析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干部的系列论述围绕青年干部培养何以重要、培养何种能力、如何加以培养等重大问题,涵盖战略层面、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形成了富有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从青年干部成长规律和队伍建设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吸收马克思主义青年干部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干部培养实践经验、着眼两个大局及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为青年干部成长成才提供了科学指引,深化了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也为新时代做好青年干部选人用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海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呈喷涌之势,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占据海外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世界影响、现实挑战进行分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中肯建议,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减贫差异性问题,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要有力回击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抹黑,同时也要重视客观公允的建议;要向世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助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先发国家一般强调“社会”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而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就生成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与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提供了前提,党进行治国理政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就特色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并联性等特征,与党的价值取向、系统观念等品质息息相关。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促使党不断进行变革,在进行自我革命提升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水平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逻辑与需要处理的“三对关系”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工业革命以来各国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市场迈向现代化积累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建立国内市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新征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从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要加强党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领导;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来看,要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政权机关领导的制度载体与方式探索

“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在局部执政条件下的根据地执政党,其领导方式也具体体现在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执政方略中。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逐渐实现了从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已经成熟,这为“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在此基础上,具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与边区“根本大法”双重属性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提供了制度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如何实现自身的领导方式。

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

群众动员可以作为一种解决公共问题的治理手段。在不同的条件下,动员、强制、交换三种基本手段的不同运用对应了动员式治理、科层制管理、市场化处理三种治理机制,三种治理机制不同程度混合搭配运用,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治国理政风格。革命年代训练出来的群众动员技巧与工作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仍旧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站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大背景下,以群众动员为基础的动员式治理构成了对科层制和市场化治理机制的必要补充。重拾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对于探索一条既有本国特色,又有普适意义的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富于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

在宪法与政党之间

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方面,宪法源于政党,宪法是政党活动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党制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制度;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思考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国宪法是党的主张的法律化——这种判断,已经得到了承认,但是,中国共产党享有的执政地位对于宪法的依赖关系,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应当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影响下的执政合法性分析

政党的执政方式是影响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执政方式不同,执政合法性基础也不相同。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由于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民主政治,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极高的执政合法性,但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政党指挥"型、"政党取代"型、"政党引导"型三种执政方式,其执政合法性相应地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合法性、领袖魅力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路径选择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章、党规、党纪有效规范党内事务和硬性约束党员行为的治理过程。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解决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新形势下,制度治党面临着制度治权不甚理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制度执行较为乏力和制度绩效无法持续发挥等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治理:过程、特征与机理

用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既有研究论证了发展规划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有效治理工具,但对这一治理工具的主体性与过程性缺乏深入探究。以国家层面的五年规划为例,将其嵌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一个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的有步骤的谋划过程。为适应时代变化兼容现代化的多元目标,中国共产党灵活调整规划属性,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规划治理因此成效显著行稳致远。把已经得到实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计划)统合起来,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通过规划治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党的人民性锻造了发展规划作为治理工具的公共性,人民对现代化的百年梦想赋予了发展规划的公共价值追求。通过创造性地变革发展规划属性和理性组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领域,动员现代化建设的行动者,中国共产党通过规划治理稳妥地实现了温饱—小康—全面小康等阶段性现代化目标,正向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1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以理论建构为先导。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的未来蓝图和基本主张。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逐步展开,并形成了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态势。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推行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践行发展型国家治理时期和推进均衡化国家治理时期。坚持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完善相统一、坚持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统一、坚持改革创新与保持政治定力相统一、坚持立足国情与理性借鉴相统一、坚持战略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这一经验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服务型政府中的作用

创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种趋势,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的目标选择。创建服务型政府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引导,这表现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在执政活动中的反映;服务型政府的创建需要党改进执政方式、完善执政体制、规范党政关系;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原则和要求,有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进和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社会治理思想。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社会治理思想积淀的历史逻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上的行动逻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远目标与整体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