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盆地6000～2100cal.aB.P.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黍、粟是我国北方两种重要的旱作农作物,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考古样品保存及研究方法的限制,早期考古发掘报道的我国关中盆地新石器遗存的农作物多是以粟为主或粟、黍不分,统称粟类作物,缺少对该区新石器时期粟、黍农业状况的深入研究。本文利用植硅体方法,分别对现代黍、粟和水稻种子的植硅体产量以及关中盆地新石器考古样品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等重量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产量基本相等,其植硅体含量所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产量(重量);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百分含量比水稻实际含量相对偏低。关中盆地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王家嘴,水沟等6个考古遗址17个^(14)C年龄和47个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约6000～2100cal.aB.P.期间,关中盆地黍子的植硅体含量一直占优势(3.4%～34.5%),粟次之(0～6.2%),即使在气候相对暖湿的阶段,黍的产量仍超过粟。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等遗址的个别样品中保存水稻植硅体。这些结果为重新认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期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与气候环境条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龙山小米γ-氨基丁酸富集工艺优化

为推动龙山小米产业提质增效,以龙山小米为主要原料,考察浸泡时间、发芽温度、发芽时间对龙山小米γ-氨基丁酸含量的影响,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进行响应面优化实验,通过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Geneticalgorithm,GA),对优化实验结果进行模拟分析并寻优,结果表明:龙山小米γ-氨基丁酸富集最优工艺为浸泡时间11.5 h,发芽温度38.5℃,发芽时间49.5 h。在此工艺下龙山小米γ-氨基丁酸含量为444.03 mg/kg,相比未处理样品含量提高5.68倍。

响应面法优化龙山小米果蔬复合即食粥工艺

以龙山小米为主要原料,以产品熟化度和感官评分为指标,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通过响应面优化试验对龙山小米果蔬复合即食粥的制备工艺参数进行优化。结果显示:最优制备工艺参数为熟化温度132℃、含水率32%、果蔬粉添加比例28%,该工艺条件下熟化度为93.88%,感官评分为89.22,产品的小米和果蔬风味浓郁,口感良好。

山西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阳曲县西殿南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以山西太原阳曲西殿南遗址(38°03′45″N,112°45′55″E)出土的3例人骨和34例动物骨骼(3例鹿、3例狗、5例牛、6例羊、17例猪)为研究对象,运用AMS-14C测年与C、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该遗址所处的年代、动物和人的食物结构以及先民对家畜的饲喂方式,进而还原龙山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AMS-14C测年结果显示,M1墓主人骨骼的14C年代为4200±30 a B.P.,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4844~4620 cal.a B.P.,结合该遗址遗存及其组合群特征初步判断其应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C、N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鹿(δ^(13)C:-20.8‰~-18.7‰,均值-19.6‰±1.1‰;δ^(15)N:2.9‰~3.6‰,均值3.3‰±0.4‰,n=3)主要以C3类食物为生,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3类植物;与鹿不同,羊的δ^(13)C值和δ^(15)N值(δ^(13)C:-17.2‰~-14.3‰,均值-16.2‰±1.0‰;δ^(15)N:6.7‰~9.6‰,均值8.1‰±1.2‰,n=6)明显高于鹿,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性,可分为A、B、C三组:A组羊(YQ17和YQ19)的δ^(13)C值偏高(分别为-16.4‰和-16.3‰),δ^(15)N值(分别为9.3‰和9.6‰)较高,其年龄较小,食物中包含较多的羊奶或生活于缺水的环境中,抑或被投喂了高蛋白的饲料;B组羊(YQ16、YQ18、YQ20)的δ^(13)C值偏低(分别为-16.8‰、-14.3‰和-17.2‰),但δ^(15)N值(分别为8.3‰、7.4‰和7.2‰)偏高,其受到人工干扰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在冬春季节,野外植被较少,羊群很可能无法自行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这时人为投放的饲料(如粟黍的秸秆等)可能作为其食物的补充;C组羊(YQ15)的δ^(13)C值(-16.3‰)和δ^(15)N值(6.7‰)都较低,其食物来源以C3类植物为主,也有少量C4类食物,其数值符合羊作为食草动物的特征,同时反映出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以C3类植物为主。显然,以野外放养为主的羊,它们的食物结构仍然受到粟黍农业的强烈影响。大部分牛(δ^(13)C:-20.2‰~-14.6%,均值-16.4‰±2.6‰;δ^(15)N:3.5‰~6.8‰,均值5.3‰±1.6‰,n=4)的食物主要以C3类植物为主,但也添加了少量的C4类食物;家猪(δ^(13)C:-7.5‰~-6.3‰,均值-6.9‰±0.3‰;δ^(15)N:6.1‰~8.4‰,均值7.5‰±0.6‰,n=17)、家犬(δ^(13)C:-7.3‰~-6.8‰,均值-7.0‰±0.3‰;δ^(15)N:6.6‰~7.9‰,均值7.1‰±0.7‰,n=3)及牛YQ13(δ^(13)C:-10.7‰;δ^(15)N:8.7‰)主要以C4类食物为生。其中,猪和狗则主要以粟黍及其副产品为生,并食用了较多先民食物残余和/或残羹冷炙,甚至先民的粪便等;牛YQ13可能受到先民的特殊饲喂,其食物中添加了大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δ^(13)C:-8.6‰~-7.1‰,均值-7.7‰±0.8‰,δ^(15)N:9.5‰~10.3‰,均值10.0‰±0.4‰,n=3)主要以C4类食物为生,即粟黍及其副产品饲喂的家猪和家犬。因此,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经济以粟黍农业及家猪饲喂业为主,也对外来的牛和羊进行放养和饲喂;与处于同时期且邻近的中原腹地新砦遗址、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和清凉寺墓地、忻定盆地的辛章遗址以及陕北地区的神圪垯梁遗址已发表的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相关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相比略显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有限。

河南漯河四处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兼论淮河上游南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农业结构

本文以漯河地区四处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寺疙瘩、凌云台、善德、大悲寺)调查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为切入点,探讨淮河上游南部地区的农业结构。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属、小麦5种农作物,狗尾草属、马唐属等旱地与荒地杂草。量化分析显示漯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的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为辅,普遍伴出少量稻、大豆,可能出现小麦。综合已公布的研究资料,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淮河上游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结构趋于一致。

大植物遗存反映的龙山时代山西高原的农业活动与区域差异

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山东午台遗址龙山文化聚落生计的植物大遗存证据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午台遗址大汶口晚—龙山早(大约距今5000～4400年)阶段,居民植物利用方式包括农业生产和采集野生资源。豆科(大豆属)、藜科(藜属)、蓼科、大戟科、茄科、唇形科、十字花科、葫芦科、葡萄属等植物都可能是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组成部分,以黍亚科为主的禾本科植物可能是食物资源或者是农田杂草。聚落农耕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可能存在小规模的稻作农业;午台遗址出土的稻和小麦遗存,为认识海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农业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