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价体系赋能科创企业融资发展研究——基于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践

科创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重研发、轻资产等特点,重资产抵押的传统信贷投放模式难以有效对接科创企业融资需求,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合肥市作为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突出金融供给侧精准发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创新研发了科创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研值分”。通过归集科创企业各类信用信息,建立符合科创企业特征的评分方法,为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信用画像、有效增信提供支持,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促进科创企业融资。在科创企业信用评价实践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优化核心数据指标归集、科创企业评价标准,创新应用场景拓展等,并加强应用推广。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龙岩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有利于改善乡村金融环境,还可以丰富和创新乡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离不开资源投入和要素聚集,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金融是关键。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金融科技,破除了传统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瓶颈,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文章深入总结龙岩市作为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梳理相关经验及特色做法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驱动和空间溢出的视角

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工具设计的最大一块“试验田”,有效发挥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及区域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17—2022年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陆续设立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DID和空间DID模型,围绕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和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提升效应,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这一政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依托于地区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越大、金融服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该提升作用的实现。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试验区与非试验区间的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消费发展——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合成控制法

绿色消费是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绿色金融政策有助于绿色创新,对推动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外生冲击,以2017年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5个省份为实验组,以未设立或较晚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其他25个省份为控制组,构建1998—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无论是在东部、中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均有助于绿色消费发展,但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消费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绿色金融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消费发展。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发展,各地应积极进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中部和西部地区要高度重视绿色金融政策的促进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和农牧户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着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升绿色企业价值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169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定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对绿色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绿色企业价值,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同时,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大和内部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均能正向调节试验区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鉴于此,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普惠金融改革与农民收入增长——来自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普惠金融改革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总结其创新试点经验和做法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总结了全国10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支持农户收入增长的创新举措,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建议复制和推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以惠及更多地区和人群。

金融改革政策能否促进共同富裕?——来自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金融改革政策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构建工具变量分析是否存在政策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改革政策能够带来积极政策效果;(3)机制检验发现,金融改革政策可以通过改善信贷可得性、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共同富裕水平;(4)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行政等级和高市场化程度的城市中,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对中国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与绿色转型研究:机制识别与政策优化

实体企业金融化往往会对其经营管理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实体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数据(2007—2020年),构建其绿色转型指标,进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确证了金融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与机制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会对其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其中短期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地,这一冲击对重污染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上述冲击影响主要通过恶化财务状况、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预期等渠道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水平下降。进一步地,通过政策优化(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度)支持,上述负面效应将被显著削弱,这也说明金融体制机制的优化是降低企业金融化负面效应,提升其转型升级动力和意愿的重要路径。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2013年和2015年国家在东部沿海省份分两批实施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累经验。由于各省的试点政策不尽相同,需要分别考察政策效果和总结经验。利用2011—2020年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江苏省制定实施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促进了改革地区的经济发展。从作用机制上看,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有所提升,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速更快;财政支出增加和信贷政策支持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资金;鉴于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和技术所驱动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农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得以改善,而农民的消费水平仍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

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特征:基于上海自贸区诉求

根据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可将其划分为官定为主市场为辅(自我强化)、利率双轨制(非对称利率机制)及相互融合(完全实现)三个阶段,并且各阶段的利率决定机制也不相同。自贸区是国内外资金流动的枢纽,资金流动的状况决定资金供给,从而决定国内、自贸区的利率形成机制,进而促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及承前启后的过程,为此应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对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作用。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虽然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弊端日趋明显。三次产业中,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国民经济对第二产业的过多依赖以及制造生产技术创新乏力,根本上决定了其粗放型增长的格局。本文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入手,通过服务业、外商投资(即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结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实践,阐述了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及其经验的复制推广,将对改善我国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目标与模式

上海应以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为目标,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底线,进一步推进开放的广度和改革的深度,建设开放与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突破和重点推进,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以开放倒逼改革,通过压力测试和可行性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

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进金融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改革:一要顺应统一监管趋势,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二要树立功能监管新理念,实现基于风险的产品监管新模式;三要推进金融监管法规的立、改、废,确立清晰的监管边界,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四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协调,支持金融机构发展。

为改革开放新格局提供浙江自贸区金融方案

近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按照统筹推进、因地制宜的总体原则不断深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银行围绕金融市场准入、跨境人民币业务、外汇管理改革、金融市场融资、完善金融管理等方面推进和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建议浙江自贸试验区把握好金融改革创新的力度和方向,将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区域金融改革相结合、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为改革开放新格局提供浙江自贸试验区金融方案。

南宁五象新区创建国家级新区瓶颈问题研究

自2006年启动建设以来,南宁五象新区快速发展,但在规划、产业、融资、金融街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一些瓶颈问题,与高水平现代化的国家级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加快南宁五象新区先行先试、创建国家级新区,要完善提升新区规划,拓展新区发展空间;破解总部基地金融街房产供需结构性矛盾;加大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破解融资难题;支持自治区重大产业项目向新区倾斜;率先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绿色金融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发展绿色金融可复制推广机制体制经验的重要实践探索。基于此,利用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探究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内在逻辑机理。研究发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试验区的设立对促进环保、非国有以及大规模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提高试验区绿色信贷规模,缓解工业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环保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研究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角度验证试验区设立的微观效果,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金融综合改革项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联系紧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能促进企业向高端技术迈进?此次自下而上的全方位试点工作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又具有什么经验和教训?试点工作的金融制度还应怎样优化设计安排才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对此,基于这些问题,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采集2010—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评估十二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与讨论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促进企业创新,显著提高试验区城市的企业创新综合指数;②金融体系越发达的试验区促进企业创新的程度越大,金融体系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途径正面影响企业创新;③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有效降低风险,增强企业创新水平。

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进金融综合监管的难点与对策

上海自贸试验区未来应继续矢志不渝地贯彻国家"先行先试"要求,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完善配套环境建设,打造"风险可控的金融改革试验区",为金融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