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面临较大的独生子女死亡风险。“七普”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资料,基于“四普”至“七普”数据,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2020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结果显示,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其中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191.9万人,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66.4%;“六普”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七普”数据缺乏一致性,基于“六普”数据到“七普”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七普”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进度的推迟,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基于此,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论失独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及其集体行动风险

本文运用戴维斯J曲线理论模型,在梳理总结近几年失独群体在集体维权行动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及政府对此的回应基础之上,认为失独群体对政府的价值期望水平较高且呈持续上升趋势,而政府回应的能力水平较低且呈缓慢增长趋势,二者之间的差距正日益扩大,可能导致失独群体产生强烈地相对剥夺感,进而积累较高的集体行动风险。因此,只有降低失独群体对政府的价值期望,提升政府回应失独群体的价值能力,才能降低失独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及集体行动风险。

失独父母的自我拯救和社会拯救

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失独风险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失独带来三大"欠缺":一是核心家庭结构的残缺;二是精神情感生活的痛缺;三是老年生活照顾的空缺。"广义失独"既包括了"绝对失独家庭"和"相对失独家庭",也包括了"事实失独家庭"和"潜在失独家庭"。自我拯救首先要接受事实,其次要告别过去,再次要重建生活。社会拯救的实质是对"唯一性风险"的国家补偿和老有所养全方位支持。"失独"的性质属于"政策性失独",而非"选择性失独"。计生政策需要负责的不是死亡的风险,而是唯一的风险。建议将"扶助"改为"补偿",立法保障失独老人的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

论失独人群社会保障中的政府底线责任

本文在客观认识失独问题及全面反思当前我国失独人群社会保障实践的基础之上,从"政府底线责任"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政府在失独人群社会保障问题上的首要任务和底线责任是承担起该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以及基本医疗保障责任。只有在合理划定政府责任"底线"的基础上,准确界定政府底线责任的具体内容,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财政及监督保障体系,才能落实政府对失独人群社会保障的底线责任。

“失独”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但也带来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不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独"问题。一胎政策、当今社会的高风险性、不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失独"老人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原因使得"失独"问题日益严重。这一社会问题的缓解,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社会保障措施,也需要独生子女家庭改变家庭教养模式提高独生子女的抗压能力,另外还离不开"失独"老人之间的互助。

重建社会支持网:失独群体自组织形成机制探讨——基于上海的两个案例

通过对全国最早形成并且最具影响力的上海失独群体自组织进行实地调查,认为失独者在心理变化应激期、过渡期、恢复期的三个阶段中,失独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萎缩到重建的变化。失独者在此过程中建立和参与失独群体自组织,并通过自组织重构的社会支持网成为失独者获得精神性支持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失独者的社会再融入。

论“失独者”权利的国家保护

"失独者"已然成了新的"特殊群体",其养老、返贫、疾病和心理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政府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但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该问题的立法状况都不容乐观。"失独者"是因为国家义务而致,所以,作为一个人权主体,政府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政策来保护他们。政府亦可将社会抚养费作为履行了计划生育义务的失独者养老费用。

失独家庭现状及其养老问题研究

从失独家庭其成员户籍所在地和失独家庭内部是否存在隔代抚养的问题两个角度分别对失独家庭进行了分类,失独家庭内部存在着经济援助少、家庭成员生活无依靠、心理负担大等的养老困境。我国需要通过政府政策改革,其他社会组织思想宣传与建立"一对一"互助队、失独群体团结共行等方案来解决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

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研究

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高风险的家庭型态,承受着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伤残、患病夭折等风险,以及家庭结构的缺损甚至瓦解的风险。丧失独生子女的父母,不仅面临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精神缺失、经济返贫,还担忧未来如何养老、由谁养老等现实问题。虽然国家针对失独家庭给予一定的扶助金,但随着物价的高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生活情况,国家给予的扶助金根本无法解决失独父母的医疗、养老保障问题,这也是失独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两个视角分析失独家庭主要面临养老困境,并提出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提高扶助标准、建立健全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及服务体系、放宽收养政策等相关政策建议,以更好的解决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

失独者养老法律困境及完善建议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模式,"养儿防老"这一传统仍具有现实意义。作为当今社会的特殊群体,失独者不得不面临经济困难、无人照料和精神空虚等养老难题,这突显出养老保障的迫切性,亟待国家从法律层面予以解决。然而,相关的法律规定较少,存在着效力层次低、缺乏可行性和实际效用不足的问题,这使得对失独者的扶助只停留在低水平的经济补助。因此,国家需要在制度上做出顶层设计,保障失独者的养老权利。

失独风险、利益损害与政府责任

使用生命表和概率理论,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丧子风险,二者的巨大差异证明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承担了额外的、非自愿的丧子风险。从这一角度来讲,我国政府此前实施的生育政策对失独家庭造成了利益损害,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本文认为,在失独问题上政府责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救助责任、补偿责任和优待责任。针对当前失独群体财政扶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当明确财政扶助的补偿属性,在扶助标准上实现城乡统一,以及由中央政府承担财政扶助的主要责任等政策建议。

服务的内卷化:对政府购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省思——以X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例

近年来,政府购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逐渐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服务对象选择上避难就易;服务内容提供的面比较狭窄;服务目标瞄准上欠精准;服务层次开展上较微观;案主需求满足上未能触及其有挑战性的需求;实务开展专业性上停滞不前。服务内卷化的生成机制主要在于:失独家庭极端的脆弱性、封闭性与敏感性;项目制中行政权威对专业自主的压制与侵蚀;实务过程缺乏"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的指导、社工机构较高的社工流失率以及案主的监督与评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服务内卷化的治理之道主要体现在:购买方要减少行政权威对专业自主的压制与侵蚀;承接方要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监测与评估方要真正发挥参与项目治理的专业引领作用;使用方则要充分发挥项目运行质量的监督与评估作用。

我国失独家庭养老困境及其出路研究——以制度安排为视角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当仅有的一个子女意外亡故,而夫妇又难以再生育之时,失独家庭就陷入严峻的养老困境。从制度安排的视角分析我国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失独家庭走出养老困境的对策。

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当前我国失独家庭大量存在,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困难重重。失独家庭的养老资本、医疗服务、日常照料以及心理慰藉都很匮乏,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和专业知识以及助人技能为介入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提供了可行性,社会工作通过专业的介入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失独家庭的养老状况,提高失独老人的生活质量。

失独家庭与失独关怀研究

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外部性效应,失独家庭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暴露在高风险社会下的核心家庭,面对政策风险、家庭风险、观念风险、生理风险等风险,成为失独家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失独父母面对投资损失、老年失保、情感断续、社会再适应困难等失独问题,其应对模式随政府职能的完善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建议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与失独家庭合力构建社会支持网,为失独家庭实现老有所依提供可能。

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困境及其矫正——基于广东省21个市计生特殊困难家庭扶助政策的分析

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实现有效控制的同时也导致失独家庭的产生。中央与地方政府针对失独问题进行了扶助政策探索。通过对广东省21个市失独家庭经济扶助政策进行梳理与比较,发现其存在着扶助保障水平低、空间差异显著、扶助覆盖范围窄、扶助责任主体和扶助内容单一等诸多弊病。因而,广东省各级政府亟需采取提高扶助保障水平、缩小空间差距、扩宽扶助范围、促进扶助责任主体多元化和扶助内容多样性等措施来保障各市失独家庭权利与利益,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失独体验下的身份与生命之思——试论沈从文的小说《爹爹》

沈从文在其小说《爹爹》中,以悲悯的笔调抒写了傩寿失去独子后的自虐回忆体验和孤独悲伤体验。这种失独体验的背后,一方面是傩寿作为"爹爹"的身份丧失后而感到焦虑和孤立,令其余生不知如何安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沈从文自身的创伤性经验以及他关于生命严肃性和文学意义的思考。

失独者的增权行动研究——以T市Q街道为例

失独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因独生子女死亡而使其父母在中老年成为孤寡老人。对这一人群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心理抚慰以及其他物质和精神的服务递送。本文以T市Q街道为期三年的“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准帮扶工作”为例,使用行动研究方法,研究者与社工人员同时介入、进行项目干预,帮助失独者提高自信、从失权失能的弱者转变成为主宰生活、增强自我掌控感的强者。

增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研究

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焦点对准到计划生育国策带来的后遗症问题上,农村失独家庭也自然引来了较多的关注,但当前对农村失独家庭的研究还较少,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成体系。结合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转变以往的改善农村失独家庭从政府、社会团体支持的角度,从失独家庭自身能力的培养等角度入手,为农村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改善提供相应的策略。

新型弱势群体的媒体形象建构研究——以失独者新闻报道为例

根据2004—2013年失独者议题报道内容进行的内容分析表明:新闻媒体对失独者议题从零星式报道到惊醒式的集中爆发,报道篇幅陡增,报道主题和报道方式逐渐多元化,媒体角色从单一的客观呈现事实转变到更主动的人文关怀与表达媒体立场,报道中揭示了一个较为艰难、老无所养、对人生绝望和自我否定的失独者的生存状态。然而,媒体的消息来源单一,与失独者关系较为疏远,对失独者的心理与精神等"软信息"方面较少观照,这反映了媒体等社会力量介入失独者议题不够深入。新闻报道倾向于以同情的笔触强调失独者的可怜与悲惨,对失独者社会再适应中体现出来的积极一面的报道几乎没有,弱化了失独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