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真幻交融:张云骧题画词及其时代精神

张云骧受燕赵地域文化及晚清时代影响,有着豪宕慷慨、奇逸清雅之气。其题人物画词或将真实人物性情与画中人物意象融合为一体,或借仙鬼形神寄托奔波行役、志气难伸的沉郁悲慨。题花鸟画词多用花卉拟仕女,隐喻晚清中下层文士“风流自赏”的末世悲情,将他们沉浮于家国创伤与内忧外患的时代潮流中,因生命自觉、文化责任、社会忧思无法挣脱而不得不直面时代的精神焦虑与生命选择寄寓其中,从而在晚清词坛中别具一格。

《六李集》内容述略与价值探析

“六李”是明代中州文坛上颇有声誉的文化望族内乡李氏的代表,《六李集》是“六李”诗歌总集。文章从研读《六李集》文本出发,梳理了“六李”和《六李集》渊源,总结了《六李集》所表达的苦闷思归之情、咏史怀古之叹、赠别唱和之作和山水闲适之趣等主要内容,探讨了“六李”诗歌艺术特色及其在地方文献和家族文化上的独特价值。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艺术形态与文化现象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地理空间为线索,讲述了大唐法师西天取经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体现了人物塑造、故事设计、语言使用的艺术性元素,十分吸睛。本文从艺术形态、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多方探究,探讨该文本表现出的神话传说、宗教文化、等级文化等现象,以期为现代学术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版本考略

民国时期出版的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和民族心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有关地方文献资料对其版本记录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舛误。文章对《亦嚣轩诗集》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梳理考证。

《潞安诗钞》前后编初探

《潞安诗钞》是收录明清两代山西潞安府诗歌的总集,分前后两编。前编辑录于清初康熙年间,编者为程之玿;后编辑录于清道光年间,主编者为常煜。《潞安诗钞》以“诗以人重,人以诗传”为选诗原则,前后编在征诗方法、甄选标准、编辑体例等方面一脉相承,选诗的同时,还为所选诗人编写小传。《潞安诗钞》前后编在保存乡邦文献、记录民俗风尚、考见人物盛衰等方面的趣向是一致的。由于成书时代的差异,其中所蕴含的选诗思想亦不尽相同。前编侧重以诗存史,借选诗展现明清易代之际时局动荡的史实与治乱兴衰的机兆;后编选诗具有润色鸿业、裨补政教的倾向,借选诗呈现格高调古、雅正平和的诗学主张。《潞安诗钞》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对山西上党地区的文学世家、诗学名家及文学社团、诗人间的交游活动予以专门的关注。它与山西省内其他地方诗歌总集一起构筑了山右诗学的文献基础,不啻为明清诗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其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汉家”认同:唐诗创作的集体记忆建构

唐诗中的“汉家”一词,多用来指代、譬喻唐朝,或用来表达诗人对汉朝的追慕与感怀。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模式,“汉家”及相关意象在唐诗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唐朝统治者的系列崇汉、拟汉举措,从制度层面建构了“汉家”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诗人运用“汉家”相关意象营造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情境,完成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建构。这种“汉家”集体记忆体现的是唐代诗人群体对以汉朝为代表的“汉家”文化的认同。

论杜诗援引谣谚的史官意识

杜甫深受史官文化影响自觉担负起“采诗官”的职责,在诗歌创作中大量援引民间谣谚,这些引谣诗的主题主要聚焦在军事战争的书写、民生农事的关注和时政讽刺等方面。杜甫引谣谚入诗的做法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先秦史官采诗的有意效仿,展现了史官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惩恶劝善的是非意识和鉴往察今的致用意识。有唐一代,杜甫率先在诗歌中提出“采诗”观,其在诗歌中体现出的以诗补政、以诗记史的政教目的,实为中唐“以俟采诗者”之先导。

采桑诗主题演变探颐

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采桑主题不断地被文人骚客所歌咏。先秦时期,诗人聚焦于书写青年男女间的情与爱;发展到汉魏时期,采桑所代表的情爱色彩逐渐褪色,对桑女的美丽容颜与美好品质的歌颂成为主流;唐宋时期,农事田家类的采桑诗发展迅速;又至元明清,远古桑林的情与爱消失殆尽,诗人笔墨所到之处皆是对民瘼悲惨境遇的同情与关怀。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目录学价值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作为词学目录学经典,成书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期,是乾嘉考据学在词学里的直接呈现,也是官方词学成果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蕴含丰富的词学思想,同时在版本辨析、词人考证、词作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广泛批评继承前代词学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词籍,尤擅“律校法”,以律校订词句、调名讹误,辨析方音叶韵等问题,初步建立起词籍校勘规范。

明代名臣王崇古诗文集版本考述

王崇古是明代山西籍名臣,他曾两次出任三边总督,并在明中后期的“隆庆和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崇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公余漫稿》《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王鉴川文集》等。由于王崇古相关著述的编者不同,刊刻时间不同,其著述内容在刻印过程中或增加内容后重印,或被删节后刻印,或被辑录后刻印,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这些著述不仅为研究王崇古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山西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述略——兼及馆藏厉鹗《宋诗纪事》的署名与著作权问题

兰州文理学院图书馆馆藏文献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重新“被发现”的过程,目前已经安全庋藏,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批馆藏文献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尤其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清两代古籍的版本渊源和特点;馆藏善本文献《宋诗纪事》客观记录了其作者情况,其署名和著作权符合当时成书实际,其价值值得重视。

走进方观承笔下的天虫世界--清代农书《看蚕词》考论

《看蚕词》是清朝著名大臣方观承的农学作品,自单行本问世后不久,便被收进安徽桐城方氏家族祖孙三代的精刻本家集——《述本堂诗集》中。二者以“母子”关系相存130余年,直到晚清光绪间单独重刻《看蚕词》时,才有所改变。由于长期载入诗集,导致流行面不广等原因,人们对这部用词(诗)注形式写成、兼具雅与俗两种格韵的农书了解很少。这种局面,与方观承本人及其亲友们设想的“上荐下教”的美好预期差距很大,同时也影响了该书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发挥。因此,通过概述《看蚕词》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和体例内容,尝试挖掘所蓄藏的珍贵的农学思想,以期该农书能得到更多重视。

地域总集视域下的女性书写价值——以清代女诗人路凌波为例

女诗人路凌波的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悠闲无忧,青年时相思哀愁,中年时困苦悲痛,老年时洒脱淡然。具有艺文志性质的清代陕西三原地域诗歌总集《原献诗录》收录其诗作50首,借此现象可以观察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化价值:既是明清时期主流话语对女性评价标准渐趋多元化的标志,也意味着女性历史书写的个体化趋势正在逐渐增强。路凌波能够以女塾师的身份教授男性弟子,亦象征着清代关中地区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宽。在书写方式层面,路凌波的诗歌创作则展现出地域总集中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纯正的旨趣与音韵的美感。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浅析“集体记忆”下中国诗画的情感投射

中国诗画不仅承载了古人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追求,更通过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情感投射的媒介,为现代人营造了一个能够传递情感的情境,使我们能够在“当今之境”中深刻体会“古人之意”。文章以“集体记忆”哲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三个不同视角的理论研究为媒介,通过总结“闲情”观、美学观与空间观、宇宙观与自然观三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解析中国诗画由古至今情感投射的发生机制,为建立新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学设计类型学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全清词·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补遗16家65首

由于清代文献复杂繁多,《全清词·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颇难毕其功于一役。今翻检清人别集、总集,为之辑补16家65首,并略考作者生平、著述等相关情况,从而订正《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若干阙误,以期为清人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提供相应线索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