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国民党军围堵长征红军与西北地方势力的应对——以鲁大昌、杨积庆为例

长征红军尚在川西之时,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断定红军会北出甘南,就调集兵力进行严密部署,命令卓尼杨积庆在迭部布防,鲁大昌部在岷县、临潭布防并死守腊子口,国民党中央军则在外围防守。当红军两次过境甘南藏区时,鲁大昌奉令出击和严密防守,但为保存势力而并未竭力死拼;杨积庆则对上敷衍、对外引祸、对红军给予暗中帮助。彼此间的不同表现和重重矛盾加剧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裂隙,为红军留下了喘息之机,同时,处于红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地方势力也获得了生存之机。

程大昌《演繁露》中的乐器史料梳理及其价值研究

《演繁露》是南宋程大昌的笔记体著作,其中涉及乐器史料三十余条,各类传统乐器二十余件,弦鸣乐器种类最多,多次出现琴、瑟、筝、筑、箜篌、琵琶、阮等,气鸣乐器有笛、角、笳、拱宸管等。经考证其乐器史料具有形式多样、时代跨度大、史料密集且一个条目涉及多处史料等特征。从史料的梳理情况分析,《演繁露》并没有对乐器进行创新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前朝乐器史料的归纳与整理,并将其运用到著作中。通过对乐器史料的梳理,能够有效探索《演繁露》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民族乐器的发展提供研究史料,丰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