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解构之维——《鹿鼎记》和《堂吉诃德》之比较

《鹿鼎记》和《堂吉诃德》拥有近乎相同的解构起点,但它们对武侠小说和骑士文学的解构并不尽然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智慧。

《鹿鼎记》:一部另类的武侠小说——兼评《金庸妙语〈鹿鼎记〉卷》

将《鹿鼎记》称为另类的武侠小说,不仅因为它以历史为背景构建了一个映射现实的"江湖世界",更在于它以形象的语言塑造了韦小宝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而韦小宝由发迹到归隐的过程,又反映出了官场、人性的黑暗与政治斗争的残酷。从语言的角度分析《鹿鼎记》的种种成功之处,便成为了《金庸妙语<鹿鼎记>卷》的主旨。

《钦定康济录》的刊刻和流传

《钦定康济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全国的荒政史籍。清代自然灾害的频繁、荒政制度的完善和荒政史籍的丰富是《钦定康济录》产生的原因。该书的产生经历了清陆曾禹编《救饥谱》未刊,到倪国琏检择进呈给乾隆皇帝,最后被乾隆钦定刊刻,颁布全国三个阶段。颁布后,被广为流传。

孕育于传统中的创新——由《鹿鼎记》看金庸小说思想的深刻性

古典武侠小说中的侠 ,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理想化英雄。金庸把侠还原为普通人 ,在人格上现实化。陈近南的死与韦小宝退隐 ,是武侠在江湖世界里最终的两条出路 ,也象征着中国文人在“侠客”身上寄托的入世和出世两种理想的破灭。《鹿鼎记》借韦小宝的言行淡化了传统武侠小说对民族问题的界定 ,完善与发展了中华传统的“民族大同”

《鹿鼎记》楔子与清初两大文字狱

《鹿鼎记》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作为全书的起始,引述了作者金庸的一些家族史料,主要是其先祖查继佐涉“明史”案一事,及查继佐与“大力将军”吴六奇的一段传说,而同是金庸先祖的查嗣庭也因遭受文字狱的迫害而死、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而“明史案”和“查嗣庭案”就是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两件,并都与金庸的先代有着复杂的牵连。这两桩文字狱,在《鹿鼎记》的构思过程中给了作者一定的启发。

论《鹿鼎记》的后现代文本特征

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也是武侠小说的另类。在后现代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重读《鹿鼎记》惊奇地发现其隐含的后现代文本特征。《鹿鼎记》在实质上完成了对江湖世界和侠义精神的解构,具有明显的颠覆性。在武侠的外衣下,缝合历史史实和民间传说,充满了对历史的戏拟。而其戏谑狂欢化的表达方式,更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文本特征。

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金庸以佛家"无色无相"的手法和勇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彻底颠覆了此前构造的江湖文化和"侠"文化,而这种颠覆性创作反映了他对人性、创作、"侠"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反思,使得《鹿鼎记》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传统叙述方式的回归——《鹿鼎记》和《英烈传》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同《英烈传》有密切的关联性。将《英烈传》与《鹿鼎记》并置,其目的在于指出《鹿鼎记》在人物塑造上的传统性。"非成长叙事"与英雄的"去爱情化"是其突出的叙事特点,而这些特点的析出折射出《鹿鼎记》文本建构过程中潜在的传统叙事方式因子。在此意义上探索文本叙事方式的传统性,一定意义上拓宽了研究《鹿鼎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