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 ,《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 ,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 ,都值得关注。

中国海洋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海洋文学

当前"台独"派鼓吹台湾是一个与中国无关的"海洋国家",使得其"海洋文化"的提倡,带有"去中国化"的明显企图。然而当代台湾的"海洋文学"却说明:台湾的"海洋文化"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一种地方表现形态,无论是汪启疆海洋诗中的"以海为田"理念,吕则之塑造的融合海洋性格和陆地性格的人物形象,东年透过海洋对民族历史和精神特征的省思,或是夏曼·蓝波安和廖鸿基表达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的创作,都不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根柢,是以其海洋特色为中华文化、中国文学整体做出的一种丰富。

陆居仁卒年考

陆居仁是元末明初藉藉有声的文学家兼书法家,由于其作品大多散佚,不仅学界关注甚少,而且其生平描述也较为模糊。通过董纪与陆居仁的交往唱和、董纪与俞氏兄弟唱和诗中所隐藏的信息,大致可以推断出陆居仁卒于明洪武二十年。

论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思想

明代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提出了他的格调思想 ,这对后来复古派格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 :1.以乐衡诗的基本思路和论诗方法 ;2 .识辩“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 ;3.守法而求“兴趣”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元代白鹿洞书院钩沉

元代白鹿洞书院的情况,已知的很少。文章在现有资料之外,补充了泰定元年的一次修复、书院山长和相关人物七个、还有陈澔的一篇文章。

明李龄《宫詹遗稿》误收的两篇白鹿洞书院文稿

明代天顺、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宫詹遗稿》有五篇关于白鹿洞书院的文稿,但其中《重修贯道桥记》和《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并非李龄所作,属于误人。《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应为天顺年间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似为《宫詹遗稿》的编者自撰。

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中的作用如何?史学界的评价毁誉不一。笔者认为,陆在和会期间的对日态度经过了一个由充满幻想→据理抗争→弃职卸责的曲折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在山东问题交涉的各个阶段作用不一,因而应当分阶段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简单笼统地一概而论。

柳相弼《东槎录》所展现的朝日情状

朝鲜通信使又称通信使、遣日韩使、遣日使,是1607年至1811年时李氏朝鲜派往日本江户幕府的使节。从1392年开始,朝鲜宫廷就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从1607年至1811年间,朝鲜共派有12个通信使团前往日本。柳相弼的《东槎录》便是对1811年最后一次使行的记录。从中可以发见诸多朝日情状,如朝鲜方面吏治腐败,朝鲜通信使行路的艰险,日本的房屋建筑、山水景观、居民装束衣着、民风民俗、节日庆祝、饮食音乐等地物风俗。此记录也展现了朝日的交好,朝鲜通信使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和自豪感等。对于深入了解当时朝日历史人文景观具有重要意义。

《辛丑条约》议定过程中的一个关节问题——从“惩董”交涉看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

从《辛丑条约》议定过程而言,传统认识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争赃"竞赛,谈判过程全为西人主导,清朝一方对议题几乎没有介入。这一种印象或结论的产生,主要是依赖外国一侧史料建筑史实的后果。议和过程中,清朝一方虽然对议题缺少发言权,却并非全无努力,其内部西安政府(那拉氏、军机处)、北京全权(奕、李)、东南督抚(刘、张、盛、袁)等多种力量互动频繁,唯因相互制约造成内耗,本来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态势,未能形成有效的对外合力。这一现象也成为近代外交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本文拟从"惩董(福祥)"问题切入,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从一侧面观察当时清政府外交及内部政治关系的实状。

《山东考古录》与《日知录》之关系考述

关于《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续山东考古录》刘椿序皆认为二者了无相关之处。但通过对《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材料的综合分析 ,可以认定《日知录》吸收了《山东考古录》中的许多材料 ,《山东考古录》中的若干内容可视为《日知录》初稿中的一部分。

西汉儒家生态思想研究

西汉儒家秉承先秦儒家"民本"、"农本"、"节用"、"尚礼"等思想,对生态保护而言,利大于弊。西汉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用之有度,取之有时"的思想,在注意到开发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和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感恩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西汉盛行的"灾异说"把生态灾异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误导了人们对生态灾异真正原因的探求,影响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

《建康实录》是一部重要的六朝史料集,关于其作者与成书时代,旧说纷纭,迄今未有定论。其中有前人所谓的"穆宗长庆中材料",一直是个谜。事实上,"长庆"纪年有误,这段材料的主人公"李千里"是揭开谜底的关键。确定"长庆"为讹文,则旧说不攻自破,而《建康实录》为许嵩一人所纂且成书于肃宗之世,亦从此再无疑议。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张之洞与中国铁路建设

张之洞是晚清社会颇有作为的封建官吏。其后半生的政绩与中国铁路紧密相连,曾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江浙铁路,并为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的建设费尽了毕生的精力。为解决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他始终坚持"权自我操"的原则,借债筑路。为实现铁路材料"自产自销,利不外溢",张之洞创建铁路交通企业,生产了大量的筑路产品,较大程度地维护了中国铁路的利权。

钱理群:当代思想者的“典型”——以《心灵的探寻》为中心

以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为肇始,钱理群先生扎实厚重的文学/思想研究实践,具有相当明晰的"思想者"的自觉。钱先生以毛泽东和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为思想资源,发现自我,叩问时代,以个性和时代的双重激情,瞩目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并最终以公民身份超越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二元对立,在一个更高层面解决了其所谓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西汉“灾异说”简论

西汉"灾异说"之旨,在于要当政者慎微重始,尽早发现政治失误并及时正确应对,其实质乃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空前强大之时士人们为了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而创造的一个话语系统。西汉儒臣们运用这个话语系统,参与朝政,可是效果有限。于是,"灾异说"始衰而"祥瑞说"始兴,后者成为士人为王权服务的话语系统。

试论《朱陆》《浙东学术》与章学诚之学术体系

一般认为章学诚撰写《朱陆》《浙东学术》是为了建构戴震学术统系及章氏自身的学脉,并以之与戴震抗衡。但事实上,其本旨在于提倡学问当切于人事,《朱陆》《浙东学术》实为"六经皆史说"之两翼,是章学诚注重人事、实践的学术体系的体现。易言之,《朱陆》《浙东学术》体现了章学诚由"六经皆史"而"史皆事也"的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