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农业哲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南宋大儒陆九渊(1139-1193年)的心学将人心与宇宙之心统一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陆九渊的农业哲学思想是其心学思想在农业领域的延伸,他对农民、土地、税收、耕作、农业技术、水利、农作物提出了看法,兼具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的特点。作为故楚地之人,他的农业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楚文化的精神色彩。陆九渊的农业哲学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农业发展理念有着重要的启示。

先立其大,易简工夫,道不外索——论陆九渊的学习价值观

陆九渊的学习概念是广义的,涵盖求学、治学及借以成人等。通过对天人、义利和理欲关系的辨析,确立“人与宇宙相统一”“志乎义”和“从大体”的价值取向,进而对“学”的发端、动机和功能等进行规定。基于“先立其大”“易简工夫”和“道不外索”三项“学”的价值规范,提出学习应先立其大而不应立卑小志向和目标,应易简工夫而不应支离事业,应道不外索而不应向外求知真理,进一步明确应怎样学而不应怎样学的问题。以“成人”和“行道”的价值理想体现“学”的最高价值追求。陆九渊的学习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是学习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有主次本末之分,应以德为先;学习须先立志,应志存高远;学习应整体明悟,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学习应独立思考,不能迷信书本教条;学习应躬行实践,不能埋没于文义。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本末先后:象山学对儒家本旨的溯源

本末儒学是阐释与构建象山学的新尝试,也是重塑儒家本旨的话语方式之一。本末是象山论述己学与他学,也是后人阐释象山学的经典范式。本末是象山学的核心纲领,乃至可以命名象山儒学。象山本末论自成体系,包括本末兼备,由本生末,以末扩本,本末俱善,故本末儒学可以凸显象山学的内涵与价值。象山构建本末儒学是为了构建自身心学,继承与发展儒家思想,融通三教和解决社会问题。象山本末论乃是对体用论的继承与发展,代表了其思想发展与转向。体用论的话语与内涵被融入本末儒学之中,成为融通三教且凸显儒家本旨的典范之一。本末儒学研究可以重构与创新象山学思想体系,溯源与凸显中国本末文化,反思与回应当下社会问题。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历代《象山先生全集》版本演变考论

《象山先生全集》渊源于宋代的《象山文集》,而《象山语录》《象山先生年谱》、谥议与行状等原是单独行世的。当时有临汝本、陆持之辑本、陈孙喜坊刻本、袁甫复刻仓思本、高商老刊本、张衍刊本六种。其中,抚州人士所编的“临汝”本乃是第一个版本,而陆持之本最为完善与流行。若以象山语录的编撰而言,则始于象山在世时。明代《语录》与《年谱》《象山文集》合编,始成《象山先生全集》。明代现存最早版本为陆时寿刊本,后有陆和刊本、李茂元刊本、荆门本、金溪本、何迁本等十种版本以上。李茂元刊本体例与其他不同,应是受到心学影响。清代拥有雍正本、槐堂书斋刻本、四库全书本、道光本、同治本、宣统本等多个版本,分为嘉靖通行本与李茂元刊本两大系统。清人进行了大量的编辑、校勘与点次,使得其愈近完善。民国以后出现了四部丛刊本、上海群学社本、商务印书馆本、上海中华书局本等大量版本。影响与争议较大的是民国中华书局本与1980年中华书局本。《象山先生全集》版本的形成与演变,乃是象山学的构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论杨简、陆九渊对《大学》的批判与肯定

南宋杨简认为《大学》非圣人所作,在思想义理上有支离、割裂之瑕疵,有害于道体之浑全。对于“三纲领”,他认为“明德”即是“至善”,“止于”二字加在“至善”前是累赘,而“止、定、静、安、虑、得”之前后次第是臆想、穿凿。《大学》论“止”在杨简看来有些刻意,不如《尚书》所说“安汝止”“钦厥止”说得自然。对于《大学》“八条目”,杨简特别批评其中的“正心”说,认为人心本正,无须去正;而“恐惧”“忧患”“好乐”是人的正常情感,可以是道心的体现,也无须去除。与杨简全面否定态度不同,陆九渊对《大学》基本上是肯定的,两人《大学》观的不同也折射了其思想差异。杨简对《大学》的批判,流露出某种直超顿入的禅学精神;其观点有过激、牵强之处,但也并非一无可取,一些看法也有思想启发意义。

从易学到心学:象山思想逻辑新探

学界普遍认为象山心学主要渊源于孟学,于是形成了“从孟学到心学”的阐释路径,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象山学逻辑理路:“从易学到心学”。由于孟学的影响主要出现在象山晚年,并非贯穿象山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且主要影响了象山晚年心性论的发展,不能阐释象山早中年的心性论,更不能阐释象山宇宙论、工夫论、发用论的思想发展。因此要全面、连贯、系统地阐释象山学的发展,必须重视从易学到心学的进路。首先,象山通过易理研究提出宇宙存在与运动之本原的宇宙本体论;通过易数研究而提出宇宙之生化及其模式的宇宙生成论。其次,在卦象与卦言的阐释与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基本心学思想体系。再次,在“简易”“求道”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易与直截工夫。最后,在易之妙用的基础上,构建了为人处世与治国理政两个方面的发用论。

论陆王“孟子学”的不同进路及对孟子态度之差异

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通常都被视为“孟子学”,但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陆王接受和进入“孟子学”的进路上来看,象山的进路简易直截,即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阳明的进路则较为曲折,阳明主要是在与朱子“格物”之学的长期对话中,在龙场引入《孟子》的“良知”重新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之后开始进入“孟子学”的。其次,从陆王对于孟子的态度来看,象山对孟子极为推崇,并态度鲜明地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阳明则从未自称其学为“孟子学”,并且相较于《孟子》更重视《大学》。

本末甚明:论陆九渊对颜回之学的阐释

“本末”指《大学》提出的为学和修身所应当遵循的先后、始终之序列,其开端于“知止”,完成于“至善”。陆九渊以“本末甚明”概括颜回之学,并认为颜回之学的“本末甚明”体现在:其暗合于象山心学的发明本心、得其本心、复其本心的成己进路,去私为这一过程提供保障,克己则使颜回最终实现复心、复礼、复理,进而成就仁德与至善。陆九渊对颜回之学的阐释不仅具有深厚的心学意蕴,强调本心在成己过程中的中枢作用,还影响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后世心学家,亦与朱子理学形成有效对话,显发易简工夫。

由第一步而至千里:陆学的次第与贯彻——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说起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命题是陆九渊对自己“不著书”原因的解释,不能仅从经学或者解释学方面来理解这一命题。从陆九渊对韩愈“倒做”的批评来看,“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在其思想体系中只是先后关系而非对立或并列关系,二者之间次第严密,绝不可躐等倒做。陆九渊强调,“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须建立在“我”发明本心、涵养磨砺、道德主体圆满养成的基础上,即必须先“六经注我”,待道德本体卓然而立之后,才能“我注六经”。从“实理”到“实事”“实行”,确立与挺拔“我”之道德意识,最终落实到日用生活之践履,这即是陆学的贯彻之道。

宋明江右儒学主静工夫之旨趣

宋明时期,江右是宋明理学的重镇。江右思想家对主静工夫的关注和阐发异彩纷呈,将周敦颐所开启的静论思想一以贯之。周敦颐提出的“无欲故静”“主静立人极”的思想不仅对之后的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开创了江右的静论传统。陆九渊以“心赅动静”为标识,以动静如一检视心性修养之功效,开创了心学的静论传统,同时也是抚州地区静论的代表。胡居仁自觉接续朱熹之学统,以“敬贯动静”为标识,以常存天理,拒入虚寂无实为学问进路,是上饶地区静论的代表。聂豹、罗洪先承阳明之教,浑融心学、理学之静论,默契濂溪主静之旨,以“主静归寂”“主静立体”为标识,立足于以主静之学消化良知学,他们属于阳明后学中主工夫一派,是吉安地区王学静论的代表。江右静学的传统连绵不绝,横贯理学与心学,可谓是宋明时期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思想。

明儒李谷平对宋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谷平的思想特色是尊孔崇仁,融汇诸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他以仁为根本建构儒家道统体系,希望以此调和朱陆两家的争论、定天下学术之宗。他认为朱陆两家皆推崇仁学,在此基础上,他兼采两家学术之长,承袭程颐与朱熹的仁学思想,吸收陆九渊心学理论,强调“诚”“明”本一。李谷平没有门户之见,学术上溯及濂洛,达乎洙泗,融贯各家求仁工夫之精,对宋代理学加以综合。李谷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其门人罗洪先。

陆九渊的觉民行道功夫及其人生境界

陆九渊肯定宇宙和自我的贯通性,强调主体之心是对宇宙的映照和认识,宇宙是心之主体所扩充的广度和维度。他推崇主体之心在联结自我和宇宙之间的作用,通过主动发明、创造本心来达到万物一体的圣贤纯一境界。他反对割裂人、事、物、理之间的联系,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肯定了心外无物、万物一体的观点,打通了事物自身条理、社会伦理和人生境界的联结通道。其功夫多有针砭时弊的实践意义,陆九渊反对人们陷入追名逐利、徇情纵欲的泥潭中,提出发明本心的易简功夫,尤其是扩充内心的担当意识和道德责任。针对滞于言语、口谈虚论、强探力索的做法,他提出了进德修业则日充日明、冰释理顺的观点,认为知识并不必然导人向善,首先要确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才能驾驭知识导向善的结果,最终成为仁义之人,达到纯一之境和圣贤之境。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周易》与象山心学

陆九渊“心即理”之思想主旨,凭依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得以彰现,“易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终极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此理并非一外在于人心的客体,而是与“心”通融为一的。修养之方法就在于洗涤心灵中虚浮妄想,复归到内外合一之道上。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诠释学距离与理解之蔽的形成——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辨析之二

南宋著名哲学家陆九渊的心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诠释学思想,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界所关注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等命题中,而且更直接地体现在他对理解之蔽的形成与诠释学距离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做的分析之中。他通过对"念虑与表达"、"文本与事理"以及"读者与作者"等诸种诠释学距离的细致分析,深刻地剖析了理解之蔽的形成机制,为我们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正确处理读者主观性与作者主观性之间的张力,以达成对文本作者原初意图的准确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