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论陆王“孟子学”的不同进路及对孟子态度之差异

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通常都被视为“孟子学”,但二者却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陆王接受和进入“孟子学”的进路上来看,象山的进路简易直截,即通过读《孟子》而自得于心;阳明的进路则较为曲折,阳明主要是在与朱子“格物”之学的长期对话中,在龙场引入《孟子》的“良知”重新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之后开始进入“孟子学”的。其次,从陆王对于孟子的态度来看,象山对孟子极为推崇,并态度鲜明地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阳明则从未自称其学为“孟子学”,并且相较于《孟子》更重视《大学》。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张岱与阳明心学

张岱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其所著《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快园道古》《夜航船》等著作中,皆有王阳明言论的记述和评价,尤其是《四书遇》全面继承了晚明阳明学派对"四书"义理的体悟和实践。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文化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较以往更为深入。古代文学作为文化的显性代表,尝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体现始终是学术讨论的重点内容。为了深刻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理清儒家文化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以儒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为研究依据,选取了战国、西汉初期、魏晋时期、明代、清代四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明确了儒家文化始终贯穿于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并体现儒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

龙溪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与超越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号龙溪)一方面"亲承阳明末命",将传承师说作为一生的职志而不遗余力,把乃师"良知说"及其强调自我意识、尊重个体人格的思想解放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使其明朗化,使阳明学说在晚明广为流传,其传承之功不可磨灭,是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一股代替朱学而行的思潮以至风行天下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王畿又对乃师的学说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发挥,"时时越过师说,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较阳明,王畿以其真性狂豪的理想人格、心体无欲的本体意识及一念自悟的为学方法共同阐发他"以自然为宗"的学术宗旨,在"自然"、"真狂"、"无欲"、"自悟"等方面彰显其思想特色和学术个性,完成了对阳明理论的超越,亦形成了王畿哲学的鲜明特色,创立了区别于阳明心学而独具一格的心学学说——"龙溪心学"。

王阳明《传习录》中的生态智慧

儒家的心性哲学自先秦以来一直就具有生态学方面重要论述,至王阳明《传习录》则生态学意义更有特色,也更与现代生态学的具体表述方式接近。阳明的良知说所蕴含的唯灵论思想与现代生态学可谓不谋而合,他将人心所自有的先验性道德属性"良知"视为天地万物、草木瓦石的"良知",显然是将人的先验性道德属性赋予了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内在的和谐同一性,这就与现代生态哲学之间的距离缩小了。阳明心性哲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视涵养性情为仁民爱物之心的组成部分,并进而形成自己特有的认识方法,这其中同样蕴含着生态学方面的意义,值得在这里做一些探讨。

化知识为德性:阳明心学的德性知识观

王阳明基于心学特色,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德性知识观:一是主张心外无物的知识价值论,认为知识的价值应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从认识事物转向成就事物,在成物与成己的关系上从以知成物进入以知成己,在成己的知识价值问题上从使心充实转向使心光明,在使心光明的知识价值问题上从提升智能转向提升智德;二是主张理事心合一的认识对象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应在知识与理本身的关系上从书本知识转向理本身,在寂理与显理的关系上从寂理转向显理,在理与事的关系上从理本身转向事本身,在客观事物与意识本身的关系上从客观事物转向意识本身,将意识本身视为认识的首要对象;三是主张心事合一的认识方法论,认为认识的方法应在即物求理与即心求理的关系上从即物求理转向即心求理,在即心求理与事上体认的关系上应基于即心求理转向事上体认,在追逐规则与提升素养的关系上应从规则至上转向素养至上。

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性论

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和"自存本心"的心性本体论,由内心的简易功夫使道德理性感情化,实现主观精神的自我扩张。王阳明提出了良知本体的真我论,进一步论述了"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知行合一论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观点,形成了心本体论的庞大体系。

白沙学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陈白沙的文本中从没有使用过"心学"这一概念,但他提倡"心学法门",指读书求学要自得于心。用心学来概述白沙思想的做法体现在后人对白沙学的不同解释模式中:湛甘泉等人认为白沙学是圣人之学的心学;胡敬斋等人批判白沙流于佛老,后来则出现了白沙学为佛老心学的说法;白沙学与象山学、阳明学联系起来后,其往往被认为衔接了这二者的心学。20世纪后半期以来,受"以西释中"和"以马释中"研究方法影响,白沙心学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论调。诠释白沙学应当注意回到原文,立足作者本义,避免可能带来的问题。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新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批评与汲取

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虽自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但对陆王心学还是有所汲取。具体来说,在心性论与工夫论方面,"新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汲取带有较多的批评意味,这反映出冯友兰在哲学建构上的开放心胸与批评精神。

颜元与心学

清初自创一派的颜元,对程朱、陆王作了一番激烈的批判。但年轻时的颜元却笃信陆王,人称"真陆王"。以哲理入诗、"万物一体"论、圣人崇拜、"狂者胸次",这些陆王的主张,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深深地烙入了青年颜元的脑海中。颜元创立了以"习行""主动""实用"为核心的学说后,上述心学的观点并未消失,而是降为颜学中的必要环节而变化其原先面目(如"造命回天""狂者进取""圣庸同一"等),这些成为颜元建构自身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哲学史的演进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对颜学与心学关系的梳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上不同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

“厚重翻译”观照下的亨克英译《传习录》探析

厚重翻译旨在通过注释、评注等的辅助,以便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文化语境中进行阐释。借助厚重翻译,译者力求帮助目标读者尽可能地产生与源语语境的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并尽可能多地了解源语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等,最终达致对源语文化的充分理解甚至是认同。《传习录》英文首译本由美国学者亨克于1916年翻译并出版,其译本呈现出鲜明的厚重翻译特色。亨克主要借助序言、注释、评点英译、索引等延展手段增强译本的“厚重性”,在基本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之上,多方位创造富含文化信息的言说语境,构建起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桥梁,推动了阳明学走出中国,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