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与指称:论鲁迅故乡书写多名目的隐秘路径

鲁迅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集中,创造了一个可称之为“故乡”的地方,有时直接给出地方之名“鲁镇”或“S城”,有时直接以“故乡”来称呼,有时却省略(或拒绝)给出一个称呼。命名是对空间的意义赋予、使空间成为地方的一种方式,便于作者展示所见世界之表面及地方与地方人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此外名称背后还有被作者隐藏着的复杂幽微心曲。本文针对鲁迅作品中这一独特现象,结合其杂文与书信,从三个角度揭示被“故乡”“启蒙”“批判”等话语遮蔽的复杂丰富的另一面向,即在以“吃人”批判旧物时隐藏在鲁镇中的眷恋与不舍,与二弟决裂后的被迫“看”清与舍弃,潜藏在S城中对弃医从文道路选择的游移与彷徨。

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是否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发生的”的爱情 ?17年文学的“现代性”应该以何为标准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切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 ,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会有一些令人激动也令人伤感的收获 ,由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 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评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

路翎创作的以《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为代表的"志愿军题材"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化的历史,对于我们解读那一场战争,认识1950年代的中国有启示意义。路翎的遭遇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文艺"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人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

冯至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后的小说,可以视为是“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冯至的小说写了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及其因之而来的寻求力量的焦虑。陈翔鹤的小说以“疏离”“孤立”“隐忧”“苦闷”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某种境遇。徐懋庸的小说从人与个体视角写重要历史人物。师陀的小说体现了以下层民众为本的情怀。路翎的小说在人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层面,突出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意义,揭示了历史进步与个体生命的紧张关系。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

鲁迅小说与空间蒙太奇

小说场景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空间形式,具有一定的完整性。通过画面与场景的剪辑来表现小说人物生活的片断,完成小说故事的叙述与主题的表达,呈现出不绝的、变换着的"流动映像"。鲁迅小说大量运用空间倒叙、空间插叙、空间并叙、空间断叙和空间跳叙等蒙太奇技法,构成了一个星状线网式结构,给人们一种非线性的"类链式"体验。

人民原始的强力与流浪者的漂泊情怀——论路翎小说中人物的灵魂世界

路翎以开掘人物灵魂为己任,是一个人类灵魂的探索者。首先,路翎站在“原始的强力”这一高度,就能使他的笔触直逼人物的灵魂的深处,从而获得了心理描写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体现了路翎恢复和发展了鲁迅所开创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传统。其次,与崇尚“原始的强力”相关,路翎将底层社会的“流浪汉”作为小说创作的关注对象,进而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他们内在心灵的痛苦“肉搏”,使“流浪汉”以其本身的某种象征性而具有了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和谐:路遥小说的审美追求

在网络影视喧嚣、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当下,路遥的小说之所以依然深受读者喜爱,与路遥小说创作对和谐的艺术追求密切相关。路遥坚定于"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的和谐创作观,执着于营造真善美统一的和谐艺术世界。有意识地分析路遥小说创作中蕴含的和谐元素,必定会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启示。

吃人的“公共领域”——分析鲁迅小说的另一种视角

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公众场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些场所交谈争论,传播各种信息,形成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现象。这些"公共领域"是愚人和庸众云集的地方,他们的言论既荒唐、愚昧,又残忍可怕,先驱和弱者在这里被迫害,被嘲笑,被奚落。鲁迅借此表达了他对保守、落后的社会及国民的愤怒和绝望。

“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国民性”主题系列研究论文(一)

鲁迅小说开创的"国民性"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得到鲜明的承续,两者都典型地表现了"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微观政治"是指存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兼有"国民性"和"人性"二重内涵,体现为人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子,具体表现为恃强凌弱、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缺乏爱心的兽性心理,揭示了人的行为所蕴涵的"动物性法则",它往往在"微观政治"中充当扼杀他人精神而非肉体的精神"杀戮者"角色,"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主题在1990年代后小说中频繁再现表明了"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世纪初鲁迅孜孜以求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并没有完成。

鲁迅小说中社会环境的书写维度与内涵特征

社会环境是反映时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泛环境,鲁迅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书写具有真实揭露、大胆抨击、无所畏惧的主观意图,展示出"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社会的不幸""革命者的悲哀"等丰富的社会内涵。鲁迅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表现:其一,以具体空间环境反映人物活动的具体社会环境;其二,通过人物活动和人际关系反映整体的社会环境;其三,以人物心理环境折射人物精神状态以及人物与时代的关联。

论莫言小说中的齐鲁文化因素及其价值

莫言的小说创作起源于他骚动不安的灵魂,更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息其间的山东高密息息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范型上,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儒家文化)及其相互渗透的关联上。齐文化的自由洒脱与鲁文化的道德固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莫言小说的一种内在精神张力和叙事结构,也是莫言对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基本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小说叙事的艺术体现。

时间意识与张爱玲小说艺术

本文着重探讨张爱玲小说中时间意识形成的心理动因及表现 ,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小说艺术风貌。文章认为 ,时间焦虑背后的心理动因是身份焦虑 ,其外在表现是作品中呈现的两类时间形式 :现实时间与心理时间 ,张爱玲的时间策略是以心理时间操纵现实时间 ,在“过去”的时间场上找寻一片澄明之境。“意象化空间”

拟态 物化 丑化——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隔膜:鲁迅小说的人学主题

鲁迅小说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在他的笔下,人与人的"隔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包括先驱者与群众之间,先驱者之间,民众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的隔膜。鲁迅小说不仅从历史、现实以及人们的心理上探寻了造成隔膜的复杂原因,而且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展望了消除隔膜的美好前景。

论鲁迅小说中黑色语码的修辞性表达

鲁迅对颜色词语的使用非常娴熟,他的小说文本中大量关于"黑色"的描写及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是值得关注的。黑色在鲁迅小说中的修辞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空间维度、形象维度、心理维度,并与"铁屋子""高墙""黑圆圈"等意象相联系,表现出鲁迅是如何通过对黑色的修辞表达以挖掘黑色语码背后的隐喻意义。

鲁迅小说“隔膜”主题特点论析

鲁迅是现代"隔膜"主题小说的开创者,其基本含义大体有三个层次:一是表现人们之间的"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二是由情意不相通,不了解所引起的冷漠、冷淡等人与人之间的缺乏基本的关爱同情;三是它进一步发展所表现出的漠然视之、无动于衷或麻木不仁的冷酷和残忍等,在揭示"隔膜"杀人的同时,主要在于构建人与人之间情感相通,真情互爱,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是鲁迅"隔膜"主题小说给我们当下的重要启示。

极端内倾与情感迸泻——路翎小说心理描写初探

心理描写是路翎小说的主要特色,由于强调极端的内倾,所以他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往往是浓墨重彩激情四溢,在情感的奔涌流泻中造成一种冲击力。就心理描写内容来讲,这种内倾集中表现在精神奴役的创伤、原始生命力的张扬、情理相悖的苦痛三个方面。但有时路翎会因过度沉迷于人物内心深处而不能自拔,导致心理描写出现失真。

试论路翎小说中的生命强力

生命强力是解读路翎小说的一把钥匙。路翎对生命强力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从20世纪40年代初《饥饿的郭素娥》到40年代末《燃烧的荒地》,他一直在小说中探索反思生命强力的内涵及其价值,并逐步扬弃了原生态生命强力的盲目性和冲动性,从中发掘出人性性格自我价值的火焰,使这成为劳动人民摆脱精神奴役创伤的途径之一。路翎的这种努力突破了客观性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历史精神。

鲁迅小说的空间意识探析

鲁迅小说的空间意识具有现代品质。物理空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域方位,而是作为文化建构和价值体系的一种有效方式,维护和确证着现实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相同和相异两种话语对话的中断和不融合现象,表征了主体的心理空间存在着极大的双向隔膜和话语排斥。其意义的扩充本源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影响以及通过空间的多维层次关联来洞悉历史文化本质。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另类功能及其翻译——以鲁迅小说为例

在方言翻译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方言主要用于确立地理背景和反映人物社会地位。文章尝试以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英译为例,考察另外两种常常为人们忽视的方言使用情况,即精心锤炼的方言表达方式和无意识流露的方言词汇。笔者认为前者是作家精心推敲有意为之,是作家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方言含义微妙丰富,在翻译时既要考虑语义,更应重视语体,保留原语的生动形象性;后者是作家成长背景使然,亦属无心之举,既然无法做到完全对译,不如退而求其次,用译者序言或加注解释说明,让读者明白其中差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