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评墨:晚明士大夫方弘静的墨学观

晚明士大夫方弘静晚年著作《千一录》的立言宗旨是在“反经而已矣”基础上的“放淫距诐”。面对晚明佛教对于儒学侵蚀的现实,方弘静对于孟子辟杨墨的立场给予同情之理解,多次不自觉地为孟子辩护。对于韩愈的“孔墨必相用”说,方弘静颇有微词,乃至怀疑《读墨子》篇非其所作。方弘静对于墨家的节用说有一定的认可,但是却始终未赞一词。而他对于墨家节葬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孔子曾经有反对厚葬言行的基础之上的。面对墨家与儒家思想对立的非久丧与非乐说,方弘静则拿起经学的武器,对之进行严厉地批判。以方弘静为代表的墨学保守派,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墨学稳健派,及以李贽为代表的墨学激进派共同构成晚明士大夫墨学观的不同维度。

文化交流交融与卢前《西域词纪》的中华文化观

结合卢前《新疆见闻》所记1946年随于右任在新疆的具体行程,可以了解到卢前在新疆丰富的文化交游活动和散曲集《西域词纪》中表现的饮食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戏剧文化等的具体历史语境。《西域词纪》体现了卢前展现新疆民俗风情、发掘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关联性的积极作为,卢前在新疆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也体现出现代行旅新疆的知识精英对中华文化在边疆地区传播方式的深入思考。梳理卢前《西域词纪》也有助于深入理解近现代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新疆和平稳定和民族团结大业提供历史依据。

王元启交游考述

王元启是清代前期一位著名的文人学者,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和思想主张的形成除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外,也离不开他与文坛师友的交游。既有与志趣相投的郁印殊、萧荩思等友人的相伴,也有与钱载、翁方纲等人的诗酒唱和,还有与陆燿、胡德琳等人的切磋问学。考证与王元启交往的人士及其主要活动,可以加深我们对王元启本人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其社会角色。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考论

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在南明史籍中被广泛记载,被杀原因可归纳为“不称臣”说和“挟功”说,两说关于被杀过程充斥疑问,许多细节有违常理。从伴使问题、陈谦之子追击唐王的真实性以及隆武二年闽浙两地相互争斗的社会环境等入手,可推知陈谦使闽的真实性较低。所确定的是,鲁王为诱结郑芝龙而派遣林必达、裘兆锦使闽,陈谦很可能只是裘兆锦在浙东士人文献中的“替身”。考察鲁王使臣陈谦被杀的真实性,对认识唐、鲁二藩争斗的过程和浙东士人所持有的文本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卢前以"天下兴亡、匹夫责在"的豪情壮志和"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观,创作出抗战文学史不应忽视的重要词集《中兴鼓吹》。内容上,它刻画抗战时事最为完整深刻,尤其对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事迹的歌颂成为其开拓新词境的重要特质,使词承担起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这一时代使命;艺术风格上,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一洗词坛严守四声、靡弱不振的"病态"现状,使词坛掀起慷慨悲壮的稼轩雄风。

喜饶嘉措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历史见证——从卢前诗作看民国期间喜饶嘉措对国家所做的重要贡献

文章通过对卢前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的剖析,见证了喜饶嘉措在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事实,论证了喜饶嘉措为中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所做的杰出贡献,颂扬其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奉献精神。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

卢前散曲创作的理论和实践

卢前是继吴梅之后,中国现代散曲史上重要的曲学理论家和作家。他现存的大量散曲作品和曲学理论为丰富中国现代散曲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散曲创作目的在于,试图以自身特有的艺术才华,牵制散曲在民国彻底衰微的速度;他的日记体散曲产生于他广泛的社会活动,本色清丽为主,豪放诙谐为辅;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工稳自然是他散曲作品的主要风格;他的散曲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卢前对近代散曲学的贡献

卢前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曲学理论家 ,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散曲史”概念 ,其散曲美学观新旧兼容 ,体现出极端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同时卢氏还是一位业绩卓著的散曲文献学家。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用《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 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 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

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制导下,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便继承了期刊的文化立场;编辑所编发出来的作品便体现了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便渗透了期刊的文化期待。《新青年》正是在这种期刊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才向"名不见经传"的潜在作者鲁迅约稿。这种新的期刊生产方式,既改写了潜在作者鲁迅的人生轨迹,又改变了《新青年》在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促成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认同和发扬。

1946年诗人卢前随同于右任新疆考察述评

1946年6月于右任率团为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大会监誓,并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新疆考察,这是他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作的具有历史意义大事之一。卢前是于右任先生极为赏识并寄予厚望的大学教授和著名诗人,出于诗人特有的热情和敏感,在随团考察过程中对当时新疆的政治局面、社会问题以及自然景观,用报告文学、散曲和古体诗形式作了真实的系列记载,为我们今天解读国民党统治大陆后期的新疆,留下了大量可靠而形象的文字依据。

《管锥编》论陆游举隅

钱钟书先生对南宋诗人陆游的精彩论述,见诸《管锥编》者,尚多值得开掘探讨之处。钱先生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陆游诗学渊源的探讨,多考察陆游师法前人句法之处,其中对陆游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关系等均有言简意赅之阐述。第二,对陆游诗文成就的探讨,既有对陆游诗歌中对仗、用典等具体的创作特色给予精当的评析,也包括对陆游总体成就的评价,准确指出了陆游之诗、文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第三,"研究"之研究,亦即对前人有关陆游的评论进行分析和批评,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偏颇之论。第四,对于陆游诗文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处给予了批评,对包括陆游在内的宋诗的某些弊端给予反思,如"竞用新事","且表学问"等。钱先生对陆游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而客观地评价陆游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及其深远影响仍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民国时期的“多民族文学观”——以卢前《边疆文学鸟瞰》为例

相较于"少数民族文学","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和普遍的认同,以一种平等和尊重多元的态度对待各民族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民国时期对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比较缺乏,但这一时期的文人卢前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文学观"。从其文论作品《边疆文学鸟瞰》出发,结合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论述其"多民族文学观",以引起学界对"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持续关注。

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刘咸炘与卢前的学术交流考论

卢前任教成都期间,与刘咸炘关系密切,论学频繁。刘咸炘对自己作于八年前的《曲论》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散曲论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曲学理论;而卢前则在诗歌、散文等多个方面借鉴了刘咸炘的观点。二人各自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提高了各自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