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背叛叙事

“背叛”,是鲁迅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亦是读者进入鲁迅小说世界的渠道之一。鲁迅小说的背叛叙事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农夫与蛇”类,即小说中的背叛者和被背叛者的关系,类似于蛇与农夫的关系;其二,“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类,即背叛者和被背叛者都是人物自己,背叛叙事表现为人物对自己理想的背弃;其三,“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类,即背叛者和被背叛者之间,同时也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启蒙者唤醒了被启蒙者之后,自己却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其四,其他模式。在结构上,“背叛”是动力性要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推动小说叙事的前进;在主旨上,背叛叙事是鲁迅小说反思启蒙的重要方式,表达了鲁迅对“唤醒世界之难”和进化论的反思,以及对启蒙者与民众关系的思考。

论鲁迅的绍兴成长经验对其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影响

关于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鲁迅对待传统文化呈现二重态度。然而,学界关于鲁迅对待传统文化二重态度的分析,多集中在鲁迅后期而相对忽视了对其早期阶段的剖析。其实,鲁迅在绍兴成长期间,由于其在家庭与私塾中阅读文化典籍和其他各类作品的二重体验,浸染于传统文化的周围人对鲁迅予以的不同影响以及家庭变故之后鲁迅对传统文化负面性的认知,加上绍兴民俗给予鲁迅的二元化体悟,使鲁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逐渐呈现出二重性的特点。

“片山鲁迅”的“现实主义”和“全释”

片山智行用“现实主义”来论证鲁迅生平和创作,并通过文本细读、社会历史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方法对《野草》进行“全释”,以把握鲁迅对中国社会“马马虎虎”现象的批判和鲁迅文学的总体特征。在继承和推进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基础上,片山智行纲领性地总括了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提出了“原鲁迅”,最终建构了日本鲁迅学史上又一“鲁迅像”。

鲁迅与汉语史重建

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同时也是一场语言革命,一面为中国文学开新启昧,一面建成现代汉语的基本形态。然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理论家于五四时期颁发的“由文言趋于白话”的主流汉语史理论并没有充分阐明汉语的发展规律。作为新文学最具分量的创作家,鲁迅因而着手重建新的汉语史。鲁迅发现,汉字之初即与汉语分而治之,在汉字居于中心地位的话语结构中,汉语长期为汉字所遮蔽,发展十分缓慢。“由文言趋于白话”的汉语史理论本质上只是文字学视角下显现出来的幻象,真正的汉语仍有待发掘。鲁迅晚年加入新兴的大众语运动,并非被动接受。事实上,主要是由鲁迅重建的汉语史为大众语运动架设了坚固的理论基础。鲁迅分别从拉丁化、方言化和欧化等方面为大众语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接续文学革命遗留的汉语改革任务。

“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与历史生成

文章综合运用日记、书信、手稿、回忆录、原始报刊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对百年来有关“鲁迅在西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人的鲁迅、作家鲁迅、学者鲁迅、战士鲁迅等角度考察“西安鲁迅”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人际交往、时代语境、政治影响、学术变迁等复杂因素。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清理与反思,指出研究者应从关注鲁迅与现实、地理空间的“西安”,延伸到历史、文化空间的“长安”,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从1924年前后鲁迅的阅读与写作说起

1922年底到1924年秋,是鲁迅的“第二个沉默期”。在这期间,鲁迅通过读史、治史和翻译,完成了再次“开口”的准备。《秋夜》中“夜游的恶鸟”的叫声标志着他打破沉默,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这一新方式不仅体现在《野草》中,也体现在小说写法的变化和杂文的自觉之中。另外,由于此间思想观念的变化,鲁迅没有完成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计划,而有可能开始了对《故事新编》的准备。

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在真与诗之间:鲁迅三份自传笺释

鲁迅对中外传记文学有深湛的修养,长于记人叙事,深知写实与虚构之间的委曲。他对自传写作一直不很积极,因短寿尚未及写作长篇自传,只留下三份千字左右的简传。三份自传文本之间的差异显示鲁迅在不同人生阶段总结回顾过往时的视角和观念变化,也体现出鲁迅对传记写作的谨慎态度以及在“真与诗”之间的修辞策略。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戏仿”艺术考察

戏仿艺术,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这既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模拟体写作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承担了几分立足于近代启蒙主义立场之上的对于封建旧传统的解构或颠覆性功能。鲁迅的这些戏仿之作,从来源上讲较为驳杂,既有对于古代原典的戏仿,也有对于同时代人作品的戏仿,更有对于民间文学的戏仿。并且依其时具体的创作心境,而服务于不同的艺术目的:或是为了批判过时的礼教,或是为了抨击现实的弊病,或是出自对于冥顽不化的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而所有这些,都在根本上与鲁迅早年所坚持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之现实参与品格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韧”的战斗精神。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对此两种观点的表述加以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各有其理由,而又各有其偏颇。以外在表现观之,似是跳跃,而从内在逻辑观之,则有其一贯性。故从总体上看,是发展而非转变,但发展中有扬弃,有厘清以至“飞跃”,故仍有“转变”,但并非“方向转换”。从鲁迅个人来看,还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所给予的机遇,使他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态度与立场的改变,考虑到“转变”一词在当时具有一种特殊含义,故用“发展”说更为合理和合适。

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作为鲁迅研究者的茅盾

茅盾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革命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鲁迅研究家:对于鲁迅研究,他独具慧眼,高起点开局;在发现鲁迅上,他目光如炬,具有远见卓识;在理解鲁迅上,他拨开迷雾,消除了疑虑;在弘扬鲁迅精神上,他自觉担当,传承了鲁迅精神,具有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茅盾具有惊人的艺术直觉、高超的文学感受力和极强的作品判断力,这也正是一位批评家和研究者最可贵的品格和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五四”时期的启蒙、爱情与“生活者”鲁迅——再读《伤逝》及其周边

论文重新阐释了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的“启蒙者”鲁迅和“生活者”鲁迅的逻辑关系,提出不仅是“文学者”鲁迅,“生活者”鲁迅也是“启蒙者”鲁迅得以凸显和成立的另一条重要路径。“生活者”鲁迅更强调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参与,鲁迅式的启蒙正是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诚实参与而实现的,他和这生活进行肉搏、挣扎,深入其中,复又挣脱出来,并在这生活的锻造中塑型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思想的接受环境和接受主体的检视,同时,他对“后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伦理悖论和异化危机亦进行了反省,这两种思考的杂糅造成了涓生独白的混杂交响和文本的复杂性。《伤逝》既是鲁迅启蒙叙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环,也是他又一次以“生活者”的态度直面“后五四”时期启蒙问题的重要实践。

敬惜与揖别:鲁迅1924年暑期西行之旅的神思姿态

鲁迅1924年暑期的西行之旅,缘起偶然却又仓促成行,与他当时正陷于兄弟交恶升级、身心备受煎熬、愤懑无从排遣、窘况无力转圜的极端困境,存在若干事端头绪可证的紧密关系。全程往返36天,两度途经河南并歇脚,一次登岸山西且小憩,20天讲学、阅市、观剧、宴游于长安。其行踪匆促,其言动喧哗,既不散淡,更不悠闲,唯因直陈现场见闻、细述当时情状的笔墨辞章的缺失,遂致定格为鲁迅履历中一段节外生枝的小插曲。参照孙伏园《长安道上》刻意而为的同步描述,联系鲁迅本人“忽然想到”式的有关片言只语,抵近1924年及其前后一两年鲁迅猝不及防地踏地雷、跨陷阱的人生剧情现场,再作详察,或许可见:面向执着于诚与爱的血勇之士的敬惜与揖别这一“神思”姿态,不仅贯穿了鲁迅这趟西行之旅的全程,而且在他之后信笔提及长安的字里行间还屡有闪现,在他着力经营的后续小说创作中,更有形象化和主题化的纵深展开。

“价值”的批判与重构:在鲁迅和尼采之间

价值和价值论是鲁迅与尼采思想的重心。鲁迅与尼采围绕传统价值所坚持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行动与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社会人性所进行的拷问与对话,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大变革来临之际新旧历史转折、现代价值重构、审美方向转轨的内在根源,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变革的深层脉动,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翻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踏上现代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用笺图像考

鲁迅对笺纸情有独钟。鲁迅使用笺纸的时间长达30余年,除了出版机构和大学自印的公用笺外,他还有意识地搜集笺纸,从而使得鲁迅的用笺格外丰富,有些还带有一定的寓意。本文将鲁迅用笺分作不同的时期并以时间为序,从图像学角度对鲁迅用笺进行考释和研究。

“窃火”与“煮肉”:鲁迅与裴多菲的精神联系

鲁迅从早年接触裴多菲后,就为其精神所吸引和折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评介裴多菲的人,并一生赞扬、评介裴多菲,热心地帮助青年译者译介裴多菲。鲁迅从裴多菲的思想精神中汲取了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界战士特质、特立独行和“横眉冷对”性格以及“反抗绝望”的精神意志,而且可以看到其内在逻辑。鲁迅评介、传扬裴多菲,正是“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并同时传播给国人,为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东方而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学者鲁迅:文学与政治——以竹内好《鲁迅·政治与文学》为中心

鲁迅的散文诗《希望》是“文学者的自觉”的注脚,即鲁迅对“有限”的自觉,包括鲁迅对生命之有限性的认识,背负着过去沉重包袱的原罪意识,以及对生命内部的“古老”之自觉。而鲁迅的杂文是对“我”之“有限”的一种抗争,因此成为竹内好探讨鲁迅与“政治与文学”的焦点。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尤为关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相关理论,这是鲁迅直面自身内部“古老”的理论资源的表现。本文遵循竹内好的思路,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鲁迅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杂文,并试图阐释鲁迅如何介入“政治与文学”的场域。

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鲁迅与中国新兴版画的“抗战性”

中国新兴版画是在鲁迅的倡导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兴盛的社会主义思潮合流,与具有抗争意识的左翼运动和已经开始的抗日战争同步。鲁迅去世后,新兴版画的反抗性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达到成熟。“抗战性”是中国新兴版画与生俱来的特性,在新兴版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