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华中鲁艺:“延安模式”的复制与调适

1941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历史上简称华中鲁艺)成立。华中鲁艺复制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模式。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是“延安模式”在各根据地文化建设上推行的生动实例。华中鲁艺在办学模式、大众化实践、知识分子改造上都有自己基于“延安鲁艺”而又结合实际的创新,丰富了“延安模式”的文化实践。

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前此出现的文艺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性的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逆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

2014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4年鲁迅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吴义勤、周南、张克、张全之、杨义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钱理群的《野草》研究,杨义、宋剑华的《朝花夕拾》研究,魏建的鲁迅杂文研究,谭桂林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均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尼采、鲁迅的个性意识、鲁迅与俄国、鲁迅与苏联、鲁迅的信仰、鲁迅与佛学、鲁迅与汉字改革、鲁迅与民国、鲁迅与东亚等,冯光廉、汪卫东、李冬木、朱德发、孙郁、李春林、谭桂林、张松、刘东方、文贵良、张中良、韩琛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赵京华的鲁迅与学术研究,杨义的鲁迅与艺术研究,张福贵、谭桂林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方针、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鲁艺也曾探索学院化、正规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延安鲁艺及其每个人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与变异。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等人的转变正是典型体现。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鲁艺的新音乐教育与新音乐风格

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培养艺术人才、艺术管理干部的院校,由此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鲁艺的教育实践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鲁艺在音乐教育方面不断创新教育体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风格,以及在培育人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都为我们今天继续从事高等音乐艺术教育的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成功教育实践与教育创新的范例。

“延安时期”高校对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的探索及反思

1940年前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探索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又对此进行反思。"鲁艺"的正规化探索是形势发展的产物,其结束也是历史的必然。延安"鲁艺"对文艺教育模式的探索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高等教育积累了经验,其缺陷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中重现。同时,延安"鲁艺"的正规化探索也为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大学文科教材建设提供借鉴的样本。

延安鲁艺音乐文化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延安鲁艺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道德情操、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类院校如何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传承鲁艺精神,挖掘其中内涵,弘扬时代价值,使之更好地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新时代艺术类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准确把握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基本特征是进一步研究该群体的前提和基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到过延安,以救国的革命理想为指导,并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其基本特征是:来源面广,背景复杂;知识层次高,聚集了一批专家、学者;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结合以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实现了延安各界知识分子的团结。

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音乐戏剧活动概述

1940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东进支队渡过长江,挺进苏北,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盐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等的领导下,根据地在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后改建为鲁迅艺术工作团)。在何士德、贺绿汀、孟波、章枚、丘东平、许幸之、阿英、刘保罗、许晴等优秀的音乐、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下,为军队和地方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创作抗战救亡歌曲和戏剧作品,组织成立多种群众文艺宣传团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民众,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念。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戏剧创作宣传工作规模之宏大、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在抗日战争中是仅次于延安而列于其它根据地之首的。

走向民众--延安时期鲁艺美术教育形态变革

延安时期鲁艺的美术教育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并以抗战为核心,从强调“正规化、专门化”到“为革命和政治服务”,通过鲁艺美术系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和“民族化、大众化”创作方向的调整与衍变过程,不难发现鲁艺的美术教育观念在各阶段存在不同的侧重点,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美术教育形态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美术模式相应进行了调整与实施。重新审视鲁艺美术教育形态及其历史经验,其对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音乐作品研究

秦咏诚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原院长,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曲作者.他的音乐旋律舒展、大气磅礴,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秦咏诚的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中的创作技术和风格特征为研究内容,挖掘其创作背景,梳理其音乐作品,分析其作曲技法,总结其艺术风格,从而为鲁艺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发展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

延安鲁艺“血液中”流淌的革命性与宣传性

延安鲁艺诞生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火与血的洗礼成就了鲁艺人的坚韧,也使得鲁艺为抗战和革命培养了大批的文艺宣传人才。从鲁艺诞生的特殊的时代环境,可以洞悉鲁艺身上所流淌的革命性与宣传性的血液,鲁艺的课程体系及培养目标具有明确的革命实用主义特性,为革命而宣传的实用性功能,更凸显其人才培养的本质。尤其是鲁迅所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对鲁艺办学的深刻影响等,可谓是革命性和宣传性本质的强大助力军。

周扬、周立波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关门提高”

张闻天等对于鲁艺新教育方针的制定,是鲁艺走向正规化和专门化的前提与关键,但是,鲁艺正规化与专门化的真正实施是在周扬手中进行与完成的。周扬对于鲁艺实行的正规化措施在第四、第五届学生的教育计划中开始体现。真正使鲁艺的正规化与专门化工作做出实绩的,应该归功于以周立波为代表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学、戏剧、音乐及美术教员们。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

1938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为解放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干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为解放区及之后的新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急需的美术人才。鲁艺在探索中形成的美术教育理论和成果,对于新时期高等美术教育而言,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视·当代”——2016年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

2016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以“视·当代”为题，于5月15日开幕，相关活动持续一个半月。参展作品包含了中国画、书法、版画、油画、雕塑、综合绘画、摄影、影视摄影、设计类、数字媒体、动画、工艺美术等18个专业，1800余件作品，呈现了鲁迅美术学院的教学成果与风格。

周扬与鲁艺文学系人事考

周扬在组建鲁艺文学系的师资时,主要倚重的是"京派"作家和左联旧友,而拒绝萧军以及被徐懋庸、胡风拒绝,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周扬的用人路线与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论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是,如果从周扬所处的具体人际环境及其所承担的责任来看,其人事策略似也不能以"以人划线"简单论之。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周扬在鲁艺师资问题上显然更加注重"五湖四海"。

“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从日记、手稿看胡一川在抗战中的艺术思考与木刻实践

胡一川1937-1949年的日记已于2010年正式出版,他同一时期的手稿、书信等文献资料,也在近几年他的几个大型艺术与文献研究展览中相继被公开,这为研究胡一川的艺术道路,研究中国的新兴版画运动,特别是为研究全面抗战以来,胡一川以木刻为武器、在普及与提高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材料。本文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旁参其他,观察和讨论胡一川抗战时期艺术思考和木刻实践中的要点和重点,力求通过对胡一川与抗战剧团、与鲁艺木刻工作团投身木刻普及工作和对连环木刻、新年画实践与收获的梳理,通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胡一川在提高与普及问题上的认识进步和以套色木刻为中心的艺术表现提高的分析,呈现胡一川以“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为使命,在思想和行动上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自觉、政治自觉和艺术自觉的统一。

致敬延安不说再见——从“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谈起

“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让版画在今天的发展得以集中展示,版画的学术品质得以整体呈现。因延安文艺座谈会成就了版画发展,今天从发展之果复盘延安精神之因,目的与手段,结果或过程,是厘清事物的先决条件。随着国家的发展、文艺的繁荣,艺术创作作为文化强国的形象介质和精神载体,落实于“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的精神主旨必须是延安精神,历史上延安精神引导着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离不开延安精神,尤其在艺术为什么人的辨识中,延安精神都一直是最明确的方向和路径,“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的目的即是肯定方向与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