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鲁艺:“延安模式”的复制与调适

1941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历史上简称华中鲁艺)成立。华中鲁艺复制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模式。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是“延安模式”在各根据地文化建设上推行的生动实例。华中鲁艺在办学模式、大众化实践、知识分子改造上都有自己基于“延安鲁艺”而又结合实际的创新,丰富了“延安模式”的文化实践。

2014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4年鲁迅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吴义勤、周南、张克、张全之、杨义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钱理群的《野草》研究,杨义、宋剑华的《朝花夕拾》研究,魏建的鲁迅杂文研究,谭桂林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均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尼采、鲁迅的个性意识、鲁迅与俄国、鲁迅与苏联、鲁迅的信仰、鲁迅与佛学、鲁迅与汉字改革、鲁迅与民国、鲁迅与东亚等,冯光廉、汪卫东、李冬木、朱德发、孙郁、李春林、谭桂林、张松、刘东方、文贵良、张中良、韩琛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赵京华的鲁迅与学术研究,杨义的鲁迅与艺术研究,张福贵、谭桂林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鲁艺的新音乐教育与新音乐风格

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培养艺术人才、艺术管理干部的院校,由此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鲁艺的教育实践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新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鲁艺在音乐教育方面不断创新教育体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风格,以及在培育人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都为我们今天继续从事高等音乐艺术教育的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成功教育实践与教育创新的范例。

延安文艺整风与“鲁艺”的教育体制变革

延安文艺整风对"鲁艺"教育体制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鲁艺"在教学方针上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从而明确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任务;在艺术创作上转变为注重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拓展了文艺现代性的内涵,推动了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它还促使"鲁艺"构建了合理的社会实践机制,从而使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作品。这一变革的成功实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延安鲁艺音乐文化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延安鲁艺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道德情操、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类院校如何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传承鲁艺精神,挖掘其中内涵,弘扬时代价值,使之更好地融入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新时代艺术类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准确把握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内涵及基本特征是进一步研究该群体的前提和基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到过延安,以救国的革命理想为指导,并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其基本特征是:来源面广,背景复杂;知识层次高,聚集了一批专家、学者;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结合以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实现了延安各界知识分子的团结。

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音乐戏剧活动概述

1940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东进支队渡过长江,挺进苏北,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盐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等的领导下,根据地在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后改建为鲁迅艺术工作团)。在何士德、贺绿汀、孟波、章枚、丘东平、许幸之、阿英、刘保罗、许晴等优秀的音乐、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下,为军队和地方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创作抗战救亡歌曲和戏剧作品,组织成立多种群众文艺宣传团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民众,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念。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戏剧创作宣传工作规模之宏大、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在抗日战争中是仅次于延安而列于其它根据地之首的。

我和我的祖国——秦咏诚音乐作品研究

秦咏诚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原院长,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曲作者.他的音乐旋律舒展、大气磅礴,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在当时乃至今日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秦咏诚的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中的创作技术和风格特征为研究内容,挖掘其创作背景,梳理其音乐作品,分析其作曲技法,总结其艺术风格,从而为鲁艺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发展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

延安鲁艺“血液中”流淌的革命性与宣传性

延安鲁艺诞生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火与血的洗礼成就了鲁艺人的坚韧,也使得鲁艺为抗战和革命培养了大批的文艺宣传人才。从鲁艺诞生的特殊的时代环境,可以洞悉鲁艺身上所流淌的革命性与宣传性的血液,鲁艺的课程体系及培养目标具有明确的革命实用主义特性,为革命而宣传的实用性功能,更凸显其人才培养的本质。尤其是鲁迅所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对鲁艺办学的深刻影响等,可谓是革命性和宣传性本质的强大助力军。

周扬、周立波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关门提高”

张闻天等对于鲁艺新教育方针的制定,是鲁艺走向正规化和专门化的前提与关键,但是,鲁艺正规化与专门化的真正实施是在周扬手中进行与完成的。周扬对于鲁艺实行的正规化措施在第四、第五届学生的教育计划中开始体现。真正使鲁艺的正规化与专门化工作做出实绩的,应该归功于以周立波为代表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学、戏剧、音乐及美术教员们。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美术教育

1938年4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为解放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干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为解放区及之后的新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急需的美术人才。鲁艺在探索中形成的美术教育理论和成果,对于新时期高等美术教育而言,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视·当代”——2016年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

2016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以“视·当代”为题，于5月15日开幕，相关活动持续一个半月。参展作品包含了中国画、书法、版画、油画、雕塑、综合绘画、摄影、影视摄影、设计类、数字媒体、动画、工艺美术等18个专业，1800余件作品，呈现了鲁迅美术学院的教学成果与风格。

周扬与鲁艺文学系人事考

周扬在组建鲁艺文学系的师资时,主要倚重的是"京派"作家和左联旧友,而拒绝萧军以及被徐懋庸、胡风拒绝,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周扬的用人路线与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论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是,如果从周扬所处的具体人际环境及其所承担的责任来看,其人事策略似也不能以"以人划线"简单论之。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周扬在鲁艺师资问题上显然更加注重"五湖四海"。

致敬延安不说再见——从“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谈起

“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让版画在今天的发展得以集中展示,版画的学术品质得以整体呈现。因延安文艺座谈会成就了版画发展,今天从发展之果复盘延安精神之因,目的与手段,结果或过程,是厘清事物的先决条件。随着国家的发展、文艺的繁荣,艺术创作作为文化强国的形象介质和精神载体,落实于“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的精神主旨必须是延安精神,历史上延安精神引导着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离不开延安精神,尤其在艺术为什么人的辨识中,延安精神都一直是最明确的方向和路径,“首届延安木刻版画双年展”的目的即是肯定方向与路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鲁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与此前解放区举行的一系列纪念鲁迅逝世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为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鲁迅的名字集中出现在7处共计12次,其中有2处引用完全符合鲁迅原意,有5处是创造性阐释,成为《讲话》思想、逻辑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但鲁迅毕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讲话》建构的话语体系,与鲁迅自身的话语结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撞与纠缠,所以《讲话》话语体系对鲁迅话语的收编,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

“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从日记、手稿看胡一川在抗战中的艺术思考与木刻实践

胡一川1937-1949年的日记已于2010年正式出版,他同一时期的手稿、书信等文献资料,也在近几年他的几个大型艺术与文献研究展览中相继被公开,这为研究胡一川的艺术道路,研究中国的新兴版画运动,特别是为研究全面抗战以来,胡一川以木刻为武器、在普及与提高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提供了直接而丰富的材料。本文拟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旁参其他,观察和讨论胡一川抗战时期艺术思考和木刻实践中的要点和重点,力求通过对胡一川与抗战剧团、与鲁艺木刻工作团投身木刻普及工作和对连环木刻、新年画实践与收获的梳理,通过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胡一川在提高与普及问题上的认识进步和以套色木刻为中心的艺术表现提高的分析,呈现胡一川以“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为使命,在思想和行动上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自觉、政治自觉和艺术自觉的统一。

敌后文艺抗战的一面旗帜——华中鲁艺美术教育机制研究

华中鲁艺是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其创建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在敌后沦陷区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举措。创建华中鲁艺,反映了中原局及新四军对鲁迅在革命斗争中重要地位的共识,也是新四军在文艺战线上学习鲁迅精神的直接体现,并寄予了在敌后沦陷区能培养一批鲁迅式抗战文艺尖兵的期望。在短暂的办学时间内,本着一切为抗战宣传的宗旨,华中鲁艺培养了一批经历血与火淬炼的革命美术人才,在对敌伪的反扫荡宣传中作出重要贡献,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美术宣传的重要阵地。

“前方”的召唤——延安早期木刻运动及发展路线

本文详细梳理1937年-1942年延安木刻运动史料,确证了最初的木刻绘画组及鲁艺木刻研究班的组织活动,进而论述1938年底由鲁艺陆续出发前往晋察冀边区的三条不同的发展路线,最后分析"前方"与"后方"两个边区美协的区域特性与组织方式,厘清延安早期木刻运动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中涉及到相关组织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寻找历史真相,返回历史语境,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包括后来对一些事情与人物的评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方与后方的问题较为突出,而从"前方"概念切入,能引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

延安鲁艺美术教育培养机制考略

延安鲁艺从抗战和解放区社会环境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对象的不同,探索形成了区别于国统区美术教育的培养机制。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学制和班级设置、多序列的课程编制及新式美术教学方式、专设的实践创作机构与翔实的考核制度等。它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的艺术观念和指导思想,培养了一大批抗战和新中国成立所需的艺术人才.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进程。

地方路径视野下的延安文学——重探鲁艺诗歌生产的文学史意义

地方路径启发我们重新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地方经验,在空间维度下审视延安文学,无论诗人“写地方”的难题,还是在书写“民族形式”时折射出的延安文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以及诗人的精神结构,都意味着个体受到书写地方的“规范”,而后又凭借自己的生存体验与“规范”形成互动,两者合力塑造了延安文学。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流散状态与精神体验,也使得“延安”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延安经验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以致他们离开延安后仍带有其烙印;另一方面延安作家与其他区域保持着精神联系,并高度影响了其他区域的文学。“延安路径”参与了抗战文学版图的建构,更在超越地理与物理层面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