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且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

“东南亚鲁迅学”的本土建构

在鲁迅的域外传播史上,东南亚因拥有庞大的华人社群而尤显独特。东南亚鲁迅研究不仅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基于国内外东南亚鲁迅研究的茁壮发展,"东南亚鲁迅学"已初具规模。从学术史的梳理可见,新马的鲁迅研究与鲁迅书写堪称东南亚的区域标杆,以王润华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在鲁迅研究与新人培育方面都成绩卓著,而《鲁迅在东南亚》的出版则是立足本土建构东南亚鲁迅学的第一次集体呈现。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东亚文学场域与鲁迅台湾传播的多重路径——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台湾文坛的鲁迅接受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复杂的东亚文学场域中,台湾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接受呈现了多路径的特征。1930年代初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日本左翼作家的译介,接受了作为"战士"的鲁迅形象。1935年前后,左翼作家杨逵经由日本作家的中介及胡风的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与鲁迅产生了间接的精神联系。鲁迅去世以后,郁达夫在日本参加《大鲁迅全集》的编辑会议,并将台湾知识界所关心的关于鲁迅的信息带到台湾。中日战争时期,钟理和、蓝明谷等知识分子则在大陆接受鲁迅影响。历史地看,1928年之后,台湾文坛开始由前期关注鲁迅的小说转向更重视鲁迅的杂文以及与杂文紧密相关的抗争精神,并形成文化上的反殖民论述。

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

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期间,鲁迅在上海分别会见了三位日本文坛的显赫人物,若按会见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白桦派著名作家长与善郎、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诗人野口米次郎和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鲁迅跟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两次会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虽然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牵涉这三次会见仍然有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答案。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其实就一个,即希望搞清楚30年代鲁迅的日本观。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研究文章尽管数量不少,但都没有得出一个立足于史实的结论。也许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对先行研究的一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的史实依据至少能够为勾勒30年代鲁迅日本观的真实轮廓提供支持。

太宰治小说《惜别》之中国社会历史描写素材述考

太宰治是日本著名小说家,1945年他受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的委托,创作了长篇小说《惜别》。因主人公是青年时期的鲁迅,作为时代背景,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描写。关于这些描写取材自何处这一问题,通过对《惜别》中关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戊戌变法、列强的对华扩张以及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史实的描写与《世界历史大系》第9卷《东亚近代史(二)》(1934年)中相关叙述的比较,发现《东亚近代史(二)》是《惜别》中的中国历史描写的重要素材来源,并通过《惜别》与相关文本的比较,推测太宰治很可能还参照了《对华问题》《三民主义解说》之类的书籍。综合《世界地理风俗大系》等素材来源,发现太宰治的取材方法之一是从历史学、地理学等专门书籍中选取素材。

东亚地区灵魂的去殖民地化与鲁迅的思想方法

在日韩研究者身上,对鲁迅思想资源的阐发总是被放在“融入/抵抗”这一装置之内,其鲁迅研究铭写的是自身在朝向西方话语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感情。但这无疑是站在东亚小国的立场,以自身对西方文明接受中的“抵抗”为价值尺度对鲁迅的“曲解”。实际上,鲁迅思想方法具有“追求正向价值”“执着当下的时间观”“强烈的实践性”三个特点,对其理解不应建立“五四”意义上的“现代/传统”“新/旧”这一二元论式的思维框架之中,而应建立在自我反身这一思想“语法”之上。鲁迅首先关注的是人的自我解放,其对历史的深思与对文化传统的取舍都建基于人的“生存”“温饱”“发展”这一基础之上。对于鲁迅来说,问题不是“我”受“你”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殖民并想要摆脱这种沉重的枷锁、找回我本有的灵魂,而是“我”如何借助一切力量改变自己的精神/思想结构,成为不受任何既有思想规约的,借助“我”自己的探索与实践重新证成自我。换言之,主体性不是在与他者关系中确立其地位的,而是以“人”为目的、“拿来”为手段的建构过程,这一理解也体现出当前学界对鲁迅研究区域视野的反思,提供了思考鲁迅的世界视野。

在东亚历史剧变中重估鲁迅传统——关于鲁迅对“东亚”的淡漠与他在战后该地区影响力的考察

鲁迅一生少谈日本,对于同属东亚区域的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也在思想文字里没有更多的表现,这的确是一个历史之谜。而这种情况又与他在战后东亚区域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力构成了巨大悖论。从东亚近现代历史剧变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出,鲁迅生前工作重心始终在于中国民族的自我改造,对本民族因袭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耗尽了他的主要精力。而在他身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渐渐失落的以"反抗"为核心的"鲁迅精神",却在异域经历新殖民压迫和民主化运动的日本和韩国得以广为传播,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其思想文学的"世界意义"。

儒家文化转型与东亚鲁迅研究

东亚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近代以降,因受西方文化冲击,东亚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反省、批判和选择,引起东亚学者的高度关注。东亚地区的鲁迅研究,分别在"质疑"、"反省"、"反抗"、"批判"、"探寻"和"建构"等多个维度,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确立了东亚地区鲁迅研究的认识基点、审视维度,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取得了一批富有学术新意的研究成果,拓展了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由此促成了东亚地区"鲁迅经典"的生成。

“爱国者”的背面论小田岳夫《鲁迅传》中的鲁迅形象及其塑造逻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本人对中国的兴趣也陡然提升。此时,蜚声日本文坛的中国文豪鲁迅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在这种“知识”关切的驱动下,小田岳夫撰写了世界上首部关于鲁迅的传记——《鲁迅传》。他不仅在否定“抗日民族主义”一面的基础上塑造了鲁迅的“爱国者”形象,更以中日两国面对西洋冲击的主体性差异为基准,为日本赋予东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该传记的知识考古,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争时期日本人鲁迅观的同时,补正完善既有相关日本鲁迅接受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