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多次参加鲁迅逝世和郭沫若诞辰的纪念活动,同时结合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形势特点,发表重要演说和文章,对鲁迅与郭沫若的思想和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认为二位伟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各人自有千秋"。

启蒙的遗产与失败者的再出发——从《雪盲》看保钓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

郭松棻的小说《雪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小说深入刻画了知识分子主体与家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与鲁迅文本的互文书写中表达了一代保钓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启蒙与理想的认知与反思。这篇小说通过三位知识分子在"立志"与"沉沦"之间的复杂命运关联,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鲁迅式的寂寞,正是这种失败者的寂寞使写作主体得以摆脱宿命式的自叹自怜,向熙攘的人间求得重新出发的可能性。

学界研究的推进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完善

在《中国小说史略》编纂过程中,鲁迅通过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主动关注同行研究等方式获知彼时小说研究的动态情形,以严谨态度多次修订《史略》。鲁迅从事实依据、文献材料等方面客观地吸纳盐谷温、胡适、蒋瑞藻等同行研究成果,此举使《史略》修订本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又多有其坚持己见之处。这种吸纳不仅表现在论断评骘、实物文献等的援引,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又据以调整篇目、框架设定,从而触及《史略》建构的主体。尤其是,鲁迅对唐以降通俗小说的修订,说明其已意识到彼时学界有关小说研究的推进对完善《史略》的重要性。时势使然,致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使《史略》得以实现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的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大道之行 殊途同归——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思想、创作与外国文化之关系的比较研究

20世纪初 ,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思潮的推动下 ,外国文化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思想和创作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外国文化滋润了他们的反叛精神 ,为他们提供了犀利的思想武器 ,促使他们成了旧时代和旧文化的最有力的批判者。他们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 ,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蜕变和飞跃 ,并从外国文学中吸取“精粹”,化作自己的血肉 ,创作了风格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辉煌巨著。

中国新诗早期的开创者

在中国新诗最早的20年,即涌现出一批经典性诗人,成为新诗实际的缔造者与开创者。郭沫若以积极浪漫主义的豪情,轰响着五四精神的强音。鲁迅以超前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冷峻与深刻,在旧中国的墓碣间,举起了锐利无比的投枪。闻一多融合了爱国的现实主义与批判的现代主义,在绝望的死水畔点起煌煌红烛。冯至则以格律严谨的十四行诗,吟唱直抵人生人性的沉思。而何其芳新化晚唐诗风的温婉雅丽,牙板轻敲现代青年的深情轻叹。新诗早期的五位大诗人伸出五个指头,标示五个维度的艺术方向;又紧捏成一只拳头,擂响横空出世的中国新诗轰然诞生。

劝转与涅槃——从《狂人日记》与《凤凰涅槃》看鲁迅和郭沫若的救世思想

鲁迅与郭沫若通过狂人和凤凰形象的塑造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展示了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同时,他们提出了拯救社会的方式和方法:鲁迅主张通过劝转使人吃人的社会过渡到真正的人的社会;郭沫若则主张通过涅槃让旧世界毁灭,诞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两种方式体现了鲁迅与郭沫若不同的主体态度和人生选择,也显现了他们在救世思想上的分歧和不同。

“五四”文化语境下《玩偶之家》的多元阐释

面对《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后留下的巨大问号,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曾作出并一直延续着种种不同的猜测。在我国,鲁迅出于个人本位主义立场,指出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出路,明显体现着由"启蒙"到"立人"的文化指向。胡适基于自由人本主义世界观,指出娜拉"救出自己"、走向个性解放的出路,演绎的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化逻辑。郭沫若以理想的社会本位意识为旨归,指明娜拉走向革命的出路,是对易卜生的"问号"作出的经典性回应。他们指出的不同出路,都是不同文化个性和文化选择作用的结果。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1936年鲁迅逝世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既有辱骂和攻击的一面,也有佩服和尊重的一面,既有仇鲁的一面,也有联鲁的一面,并非完全否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已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因而多次著文,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处处对鲁迅表现出真诚的崇敬。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与鲁迅文学精神的联系

路翎的成名作《饥饿的郭素娥》继承了鲁迅文学精神,即发掘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面对封建专制等级秩序及其伦理道德的严酷压迫,仍然不屈服地进行抗争并寻求解放,可以说郭素娥们是祥林嫂们的新生与发展。但是这种对人民的＂原始的强力＂的发掘,又是以对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及其礼教秩序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的忽略为代价的。因而在接受胡风的批评后,路翎的小说对于人民的＂原始的强力＂的发掘也有了更深沉的艺术表现。

现代语言观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语言维度

随着现代语言观念的兴起,"五四"及以后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也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与路线,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托古改制",以白话演进为主线替白话文学寻找历史的根据;鲁迅的研究则是从文字到文学到文化,把握住了中国文学史的根基与特色;郭绍虞的文学史则从语言与文字的关联入手,通过文体变迁揭示文学史的规律。他们的研究各有特色,但鲁迅与郭绍虞的研究是从文学本体出发,更切近文学史的实际,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鲁迅与郭沫若的童话观及实践

鲁迅和郭沫若均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对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建设有凝重的理论思考,并在童话翻译和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感到了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他们的"童话"试作并非面向儿童的,而是他们或宣泄革命激情或抒发愤懑之情的有效工具。

鲁迅、郭沫若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观之比较——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题材作品很多,其中鲁迅的历史(神话、传说)小说与郭沫若的历史戏剧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本文从其作品所引发的接受者对历史的“前理解”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作用、对古今关系的处理及其对历史情节与人物性格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对其创作观作了一个简略的比较分析。

无用之用——王国维审美功利说及其影响简论

审美和功利的矛盾是贯穿美学与文学始终的矛盾。作为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的发轫者,王国维在借鉴以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审美超利害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糅进古老的诗教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功利主义。蔡元培、鲁迅和朱光潜等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的美学世界,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嬗变。

“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批判风潮

电影《武训传》批判风潮,是建国后发动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改造事件。声望卓著的郭沫若,在这次运动中迅速调整政治姿态和思想价值取向,展示了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鲜明而又复杂的精神特征。

日常生活策略与范式: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诗学选择

日常生活既是审美概念,也是个时代概念。鲁迅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意义。日常生活参与了历史的重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透视和烛照了国民劣根性及民族国家的原型。鲁迅也许是在拜献,但也未必不是解构,以暗寓日常生活的崛起。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由事实与精神两部分构成。杨贵妃这一符码所能提供的语义场或交往空间本身就是日常生活广场的现代投影。历史小说的灵魂仍是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动力和潜力。从鲁迅到郭沫若的历史小说观虽有微异,但在直逼现实的日常生活维度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茅盾有意保留"历史小品"这一概念,以别于历史小说的规定。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型得益于历史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存在感和认识论影响了新的历史小说模式的生成。

王国维、鲁迅悲剧观比较性解读

文章通过王国维、鲁迅如何把握美学范畴的悲剧,理解两者的悲剧观,从悲剧的阐述、悲剧内外探源、悲剧性的把握及悲剧观成因四个方面对鲁迅、王国维的悲剧观进行解读,进而加深对悲剧本质的理解,同时,证明悲剧感的开启对直观悲剧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马克·吐温、果戈理和鲁迅创作中的幽默

马克·吐温、果戈理和鲁迅作品创作风格的共同点是幽默。马克·吐温批判资本主义弊端时“婉而多讽”,果戈理则以幽默方式尽情戏谑俄国官僚集团与农奴主,而鲁迅的幽默不仅洋溢着战斗的激情,而且还注入其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沉思索。

与科学院老院长们的点滴接触

叙述了作者和中国科学老院长们的点滴接触,这些接触大都与科学史工作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老院长们对科学史研究工作的了解、重视和支持。

论五四时期的翻译与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萌芽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世界主义思潮影响,很多翻译家在将西方文学、文艺作品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有意将生态关怀纳入其世界主义思想中,展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思想宽度。这种寓于世界主义话语中的生态关怀隐藏在其民族主义情感背后,流露于他们的翻译文本、副文本及文学创作之中,体现了一种生态世界主义思想的萌芽,远远早于西方在21世纪初对于生态世界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时,这种生态世界主义对当今的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