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亡意识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死亡意识的研究历经社会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几个层面的探掘,形成了从现实生存的危机与反思到孤独个体的向死而在,再到鲜活个体心理的微观贴近,最终形塑了鲁迅经由多重反复观照的立体成像,从而由此一问题域完成了鲁迅形象的某种重构。

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

鲁迅的科学思想基于其生命主义立场。鲁迅看到了科学理性的理性特征,但他更愿意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性,把生命意识看作是科学理性的本体。据此,鲁迅认为科学理性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长时段”的而非急功近利的。这正是鲁迅否定洋务派思想的主要根源。

两种文化精神的分野与冥合——鲁迅、沈从文比较论

作为两位杰出的文坛巨子,鲁迅与沈从文具备一定的可比性。本文拟从生命意识、叛逆品格、孤独情结等方面来探索他们殊异的艺术建树和内在的精神遇合,缕析不同文化品格开拓的历史踪迹,以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归趋和多元风貌。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从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来看,“死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不仅是鲁迅个我的精神象征,也是其审视民族国家命运的重要命题。从死亡意识的缘起与流变来看,鲁迅由生活经历、生命体验生发出个体死亡意识,后经不断思考发展到对民族国家的清醒反观,最终在历史的阶段循环与对现实的怀疑中突围,获得了死亡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这种自觉在其《呐喊》《彷徨》中的“死亡终点叙事”、《野草》中“死的悲凉”形而上玄想、杂文创作中直面死亡过程和死后状态等阐述中得以鲜明彰显。鲁迅对死亡命题的探索,不仅使其发现了“向死而生”生命哲学的本体论意义,而且成为其审视民族新生问题和现代中国生命观的重要依据。因此,考察“死亡”在鲁迅生命哲学中起到的丰富又驳杂的辩证作用,既有文学史价值,又有民族史意义。

《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怨恨情感探究

鲁迅先生《颓败线的颤动》蕴含了丰富的怨恨情感。文中的母亲以出卖肉体的屈辱养活了子女,却被子女怨恨鄙视。子女的怨恨导致母亲内心的痛苦、愤怒与怨恨,使母亲最终进行绝望的复仇。论文运用马克斯·舍勒的怨恨理论,详细解读文中子女对母亲的怨恨和母亲对子女的怨恨这两种情感,从而深入揭示鲁迅爱与复仇的生命哲学意识。

“当代性”与鲁迅研究20年

鲁迅的创作指向具有深刻且多义、现实又超前的特点,为后人的"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突出成果,几乎都是以"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内在驱动力的,也正是在它的支持下,才将"人"、"人性"、"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的'中间物'"、"主体意识"、"生命哲学"、"改造国民性"、"文化守夜人"等观念和关键词,置于鲁迅研究的中心位置上。鲁迅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和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力量。但这决不是杜撰式的影射和应景研究,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的基础上的。

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生死观

鲁迅对死亡是从不避讳的,其死亡观的形成与个人童年经历、人生体验以及自我在感悟生命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倾向有关。《野草》蕴含着鲁迅关于生命的哲思。鲁迅以生死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作为文学言说的切入点,旨在阐释生命的价值,揭示社会及人性的冷漠和隔阂,其本质不是怀疑生命的意义,而是鼓励个体走向生命自觉,追寻人生价值。由此观之,《野草》体现出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

鲁迅的人生哲学——《野草》

《野草》是鲁迅用心灵铸就的诗篇,是其感情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从《野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20年代中期的苦闷、彷徨;发见其生命中的孤独、虚无、焦虑、矛盾、希望;也能悟出他对人生的深刻思想和特立独行的生命观。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视阈下的鲁迅、沈从文生命观考察

鲁迅、沈从文作为两代现代作家之代表,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所表现出的生命价值取向与生命观照方式具有某种"共名"的一致性,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生命观的重要内涵。他们的生命观吸取了传统儒家生命观与现代个性主义生命观中生命要有所作为的积极因素,扬弃了儒家生命观为"仁义"的绝对价值理念与个性主义生命观中极端"为我"的狭隘性,不惜以"死"为最坏的结局,义无反顾地进行生命"实验"。两者"有所为"的生命价值取向、关于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知、自我道德的探寻与确证等生命观,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对生命价值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及这种精神薪火相传的现实意义。

鲁迅对杨骚的文化启蒙

中国左翼作家杨骚踏入文坛之前,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对文学创作有着先天性的恐惧心理。鲁迅先生用一种文化思辨的眼光看待青年学生,以启蒙精神点拨杨骚的人生之路,用生命意识锤炼杨骚的个性品质,调适杨骚的疾病意识坚持创作成为一名坚定的文学战士。杨骚的职业成长,再次印证了鲁迅作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文化风范。

暖与苦:论鲁迅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与温情意识——以《野草》、《朝花夕拾》为例

鲁迅是思考着的,于是有属于他个人的尖锐难察的痛苦;鲁迅又是生活着的,于是也有属于他及其身边人的可察的温馨。从"神"到人,从成人到孩子,从思想者到生活者,鲁迅有着多面的形象,他带着不同的情绪和思想,穿梭在他自我创制的不同的文学世界中。生命与生活,在鲁迅的笔下,是两个层面的世界。《野草》体现了鲁迅不明来路、未知去路的生命意识;《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及至今日、未忘昨日的温情意识。

“整体性”思路中的方法论意识和史的自觉——论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鲁迅的《野草》以其自身丰富的可阐释性使国内外鲁迅研究界对其保持持续的热情。孙玉石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野草〉研究》之后,为使自己的研究更贴近客观历史实际,在《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一书中以"现实的和哲学的"角度的对《野草》进行"重释"。孙玉石在"重释"过程中以方法论意识和"史的自觉"贯穿始终,并且注重研究思路的整体性,具体包括思想的整体性和创作的整体性。孙玉石先生敢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不仅是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其学术突破和开拓创新对以后的《野草》也有借鉴意义,在"大文学史"的背景下对现当代文学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徐玉诺与鲁迅小说中的道德意识

徐玉诺所竭力展示的道德意识是河南农民头脑中所具有的一种在劳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较为纯粹的善恶观念。他很少在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善恶意识,人物也没有严格的正反面之分,他对每个人物似乎都有一种"怜悯"的态度。与鲁迅小说中对道德意识的绝望态度不同,徐玉诺的道德意识观较为纯粹,人性缺失尚有挽回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