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博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四则史料考释

本文对新发现的郁达夫、柳亚子、张邦华分别致周建人的集外书信的内容进行考释,明确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通过郁达夫来邀请柳亚子、何香凝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以及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邀请张邦华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经过,进而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没有何香凝和萧红的名字的原因进行解读,指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何香凝是因为没有及时收到何香凝同意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信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之所以没有萧红,可能是因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单中对一对夫妇只列男性的名字。

鲁迅用笺图像考

鲁迅对笺纸情有独钟。鲁迅使用笺纸的时间长达30余年,除了出版机构和大学自印的公用笺外,他还有意识地搜集笺纸,从而使得鲁迅的用笺格外丰富,有些还带有一定的寓意。本文将鲁迅用笺分作不同的时期并以时间为序,从图像学角度对鲁迅用笺进行考释和研究。

关于《张协状元》与《两地书》的“添”

南戏《张协状元》与鲁迅的《两地书》中有“V添”,这“添”是实义动词,还是后置副词,学界有不同看法。其实,《张协状元》第18出“宛转些添”的“添”不是后置副词,此句前面还有“钱谁与添?”两个“添”都是动词,义为“增加;增补”,在句中义为“借(钱)”。据目前收集的材料可知,“添”作后置副词在清末传教士的文献中才有。根据宋、明、清、民国等一些用例来看,《两地书》中的“添”应是“添置”义,与“买(购买)”组成并列式合成词“买添”,与之同义的还有“添买”一词,古代文献也较为常见。“买添”与作为后置状语的“V添”有区别:形式上,后置状语“V添”中的“V”后面一般不能直接加“添”,而是中间要加量词或数量词;语义上,“V添”表示“动作继续进行或动作行为的重复,数量继续追加”,“买添”无此形式,也无此语义。因此,《两地书》中的“添”也是动词,不是后置副词。同时,绍兴山区仍有“V添”的说法,至于市区,“新派”不说了,但“老派”仍有一些人在说。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

“文贵清省”是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提出的关于创作与鉴赏的思想主张。文章重点讨论陆云“清省”说的思想内涵,分析“清省”与重“情”的联系,同时,深入剖析陆云“清省”说之所以产生的关于个人性格气质与社会文化思潮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

毛泽东论鲁迅——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在鲁迅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专门论述“鲁迅精神”,概括“鲁迅精神”的内涵和特点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最全面最正确最深刻地论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光辉业绩、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的也是毛泽东。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以三“家”一体的全面的整体的观点,从“文学”、“思想”、“革命”三个视角来评论鲁迅,对我们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36年鲁迅的处境与心态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

根据1936年鲁迅的特殊处境和心态,可以跳出已有研究成果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事件的两种猜测,提出第三种可能性,即鲁迅的本意是认为根本不必要回信,回信这一行为是多此一举。在这一观点下,鲁迅在该事件过程中的很多细节可以得到重新阐释,并为我们理解1936年的鲁迅提供一些启示。

路遥书信研究

早期路遥研究成果多是对路遥作品的解读与阐释。在路遥书信逐渐面世、研究资料不断丰富的背景下,更应注重作家的本体研究。新版的《路遥全集》收录路遥书信45封,而笔者不完全统计到的路遥书信是25人70封。路遥的书信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也是他完成文学编辑工作,提携文学新人的佐证,更是解读作家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的一把钥匙。解读路遥书信,可以为广大读者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有温度的、形象饱满的路遥。文学界应注重路遥书信的搜集和整理。

鲁迅青年观的嬗变及其对《两地书》创作的影响

鲁迅一贯无私地爱护和帮助青年,勤于奖掖,甘于牺牲,但其1926年至1927年致许广平的原信中,却有大量对青年进行批判和贬斥的语句。这些语句在写进《两地书》时几乎都被扩增和强化,其批评的程度加剧,披露的细节更多,谴责的语气变强。此种变化一方面是鲁迅"进化论"观念的"瓦解"而非"轰毁",因为鲁迅写原信时并没有对青年"无条件地敬畏",创作《两地书》时更是不再秉持"幼者本位"的思想,不再坚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他对青年群体是辩证分析、区别对待的;另一方面是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初笃信"梯子之论",以被踩踏、被利用、被抛弃的梯子自比,对青年群体逐渐抱有私心重、城府深的负面印象,这种青年观念使他在《两地书》创作中论及青年时心存芥蒂,因此言辞激烈。

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书信编年考证

朱、陆之争,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影响深远,历元、明、清而未息,然而朱熹与陆九渊三兄弟却书信往来频繁,内容丰富,有学术争辨者,有互探疑义者,也有相互致意者。文章将朱熹与陆氏三兄弟往来书信加以编年考辨,以期利于相关研究之深入。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

吕祖谦与“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形成与被接受有一个过程。南宋以前学者对唐两家已有共识,但对宋六家文的认识还不一致。吕祖谦最早集中宣传宋六家文,梳理唐宋古文流派。他选编的《皇朝文鉴》、《古文关键》及其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对宣传唐宋八大家,确立唐宋八大家的地位、促进唐宋八大家的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陆润庠致翁同龢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陆润庠致翁同龢信札7通,均未经公开发布。经考证,这批信札作于光绪十年至光绪十九年(1884—1893)间,涉及江苏籍京官在京的集体活动,陆氏自己或代人向翁氏请求笔墨,陆氏请翁氏推荐亲戚差事等内容。这些信札,对了解晚清京官笔墨交往的情形,具有一定的意义。

刍论《札朴》之鲁方言研究

桂馥的考证笔记《札朴》记录了大量的鲁方言材料,有的是从文献求方言本源,有的是用方言考证古词,有的是考释鲁方言词的本字。这些宝贵的鲁方言材料成为《汉语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辞书编纂的重要依据,也为鲁方言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该文是对桂馥在《札朴》中的鲁方言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其学术价值略作刍荛之议。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鲁迅书简》(1946年版)是855篇吗?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鲁迅书简》(1946年版)为855篇,此种说法出自1958年人文版《鲁迅全集》第九卷的"编辑部说明",后来学者广泛沿用。经过笔者仔细校对,此种说法有误,《鲁迅书简》(1946年版)实收鲁迅书信865篇。笔者认为,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对《鲁迅全集》的编纂影响很大,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其他工作人员的精力也因政治运动被迫分散,从而出现了《鲁迅书简》目次统计上的错误。

鲁迅书信中的文论问题

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鲁迅所作书信1333件,其中大部谈到文艺问题,内容涉及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文艺鉴赏等诸多方面。鲁迅的精辟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怎样做父亲与如何做儿子——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卡夫卡《致父亲》的比较分析

1919年鲁迅与卡夫卡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父子关系问题。1919年10月,鲁迅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同年11月,远在欧洲奥匈帝国的卡夫卡写了那封著名的长信《致父亲》。如果将鲁迅与卡夫卡的观点和论述进行比较分析,便像是一场蕴含着中西文化不同特质的隔空对话。鲁迅的文章不啻是一篇批判封建伦常的檄文;卡夫卡所写的不过是一篇希望父子和解的家书。鲁迅更关注如何做父亲,卡夫卡则更关注怎样做儿子。鲁迅的文章立论明晰,尽管含义丰富、意蕴无穷;卡夫卡的家书表意含混,观点游移,作者的意图难以捕捉和把握。鲁迅与卡夫卡都是值得我们“久久凝视”的作家,是属于同一时代且“可做同解”的作家。

路遥书信搜集与整理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突破点--以四个版本的《路遥全集》为观察对象

截至目前,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全集”在国内已有四个版本,其中对于路遥书信的收录情况各不相同。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路遥书信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32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全集》共收录43封,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精装典藏版《路遥全集》共收录56封,是目前四个版本《路遥全集》中收录路遥书信最多的一个版本。但是,仍有已经公开披露的37封路遥书信未能收录。此外,社会上仍有一些散佚的路遥书信也未能有效搜集。从书信收录这个角度来说,以上四个版本的《路遥全集》并不“全”,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对路遥各个历史时期的书信进行搜集与整理,应是今后编辑与修订再版《路遥全集》的重要方式,也理应成为路遥研究的重要一环。

“横站”的形象——鲁迅的文化矛盾探源

以"新"为特色的现代性与以"旧"为特色的民族性共同构成了鲁迅的文化底色,二者相反相成。现代新文化是他理性的选择,而传统的旧文化又是他感性的偏爱,这样,双方在同一纬度上向不同方向的延伸所导致的对立与冲突、妥协与共存,使鲁迅渐渐成了一个难懂的,甚至矛盾重重的文化现象。不但我们这些试图接近鲁迅的"外人",即使是鲁迅自己,想要品出自己本心的味道也做不到,而存在时他也只能作个非明非暗、又明又暗的影。由此可知,作为文化现象,鲁迅是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个根于传统,指向现代的过渡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