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胜利——巴黎和会中国签订对奥《圣日耳曼和约》过程研究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在和会的筹备阶段及初期,中方将“废止特权”与“平等原则”作为对德、奥条款的核心底线,并随着会议进程的深入不断推进对德、奥具体问题的解决。然而,在拒签德约后,奥约问题成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关注的重点,其能否顺利签订关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北京政府更是明确将奥约签订一事与加入国联绑定,并寄希望于英、美方面的帮助。是时,和会中各国针对奥约的主张、态度不一,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人通过积极协调、斡旋,最终使得奥约顺利签订,中国也以此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总体来看,中方在签订奥约的过程中表现积极主动,加入国联也符合一战后北京政府提升国际地位的需要。但从长远结果来看,中国朝野上下所期许的“战后新秩序”并未因为国联的成立而实现。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活动若干问题评析

中国代表团及其主要成员在巴黎和会中的表现,国内史学界的评价存有若干歧意.本文就存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辨析,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

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中的作用如何?史学界的评价毁誉不一。笔者认为,陆在和会期间的对日态度经过了一个由充满幻想→据理抗争→弃职卸责的曲折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在山东问题交涉的各个阶段作用不一,因而应当分阶段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简单笼统地一概而论。

陆征祥组阁风潮辨

有关民初政治的著述多认为,1912年7月18日陆征祥出席参议院宣布政见,以出言不当,引起参议员的不信任,以致对所提请通过的六国务员一律否决,演成政治风潮。实际上,那天陆出席参议院只是提出拟任六阁员,请参议院通过,并非去宣布政见;参议员是以对陆演说之不满掩饰对袁世凯拟任六阁员和袁世凯的不满,陆征祥遂成为参议员们的撒气筒和袁世凯的替罪羊。

黄远生眼中的民初政党政治——以陆征祥组阁风潮为例

民初试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形成激进的革命党与相对稳健的共和党两大政党的对峙格局。两党均以参议院为阵地围绕陆征祥内阁展开了激烈的党争。由于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对国会议员的分化拉拢,加之两党人士自身的不健全,使得陆阁风潮最终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作为当时新闻界的巨擎黄远生,对此写了大量的通讯,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论断,这些都收集在《远生遗著》里。从中选取相关内容,加以检视、梳理,以期勾勒出黄远生对民初政党政治的独特认识。

于斌被任命为首任南京本土代牧的经过、结果及影响

本文尝试梳理1933年-1936年期间法籍上海代牧惠济良兼任南京代牧区宗座署理期间,第二任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如何进一步推动该代牧区的本地化进程,从提议任命张四维为本土宗座署理、于斌为本土宗座署理顾问,到提议保定本土代牧周济世兼任南京代牧区宗座署理,再到刚恒毅提议陆征祥担任南京本土代牧,进而到蔡宁建议于斌担任陆征祥的助理,最终落实为由于斌担任南京第一任本土代牧。通过详细呈现层层展开、颇费周章的人事任命与调适过程,笔者试图从微观视野上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地会进程中所折射出的种种复合情景,以及与此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在华天主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当时中国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中梵交往等的错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