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研究

在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全面推行之际,制定内容清晰且实操性强的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具有较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刑事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从实然层面证成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合规有效性标准的正当性,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则为构建以企业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合规有效性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明确各方主体在实践中应用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的具体路径,有助于为我国下一阶段的企业合规改革提供思路。

复杂性化约与现代法的实证化——兼论卢曼前期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就问题意识和基本立场而言,卢曼前期与后期的法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内在连贯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卢曼学术生涯始终贯穿了对法律的功能和现代法的实证化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卢曼前期借助“胡塞尔+帕森斯”的模式,采用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系统分析、决策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系统论视角下将法律的功能定义为规范性期望的稳定化。同时,卢曼还将法律实证化看成是法律系统为了克服社会的复杂性和偶在性的不断增长,综合协调“学习与不学习”这一对矛盾关系,以提高结构适应性的历史演化进程。

探究卢曼早期法律思想的宗旨与意义——在纪念卢曼《法社会学》出版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摘编)

对像卢曼这样的世界性思想家的研究和探讨不应大而化之,也不应仅停留在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批判层面,而是应该结合中国本土问题意识,以学术共同体集体合作的形式系统地展开精密研究,进入学说继受的新阶段,推动和滋养中国本土问题和研究的进步。卢曼的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法社会学》是卢曼思想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自第二个阶段开始,卢曼的思想走向转折与过渡,并在第三个阶段完成转向。但是,第二、三阶段的转向发展并非指全盘否定第一阶段。相反,卢曼在其思想发展早期埋下的诸多伏笔在第二、三阶段通过新概念、新命题的展现得到了强调。探讨以《法社会学》为代表的卢曼早期法律思想,对寻找其后续各理论谜语的重要线索以及理论创新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学校教育发展的境遇与突破——基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

乡村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重大,乡村学校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本文以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阐释了乡村振兴和乡村学校教育的互动逻辑关系。乡村学校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子系统之一,对乡村振兴起巨大的助推作用,而乡村振兴则为乡村学校教育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支持。审视当前影响乡村学校教育发展的三大主体——课堂、教师、学生,未来应该落实乡村学校教育实现“小班化”“数字化”“乡土化”“个性化”的变革,构建“理想信念、角色认同、专业发展”的乡村教师服务体系,抓住优质乡村学生生源、增强乡村学生学习动机和能力这几个突破方向。以乡村学校教育为主阵地,构建乡村社会发展共同体,实现乡村学校教育和乡村社会的同频共振。

对法律规范的社会学观察——论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思想

卢曼的法社会学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卢曼晚期的法社会学通常被认为代表卢曼理论成熟时期的观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借鉴。相较于此,卢曼早期的法社会学理论则在全球范围被普遍忽视。然而,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就研究内容而言,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对法律规范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描述,并从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锻造意义的概念作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化的机制和基础,等置功能比较的方法和现象学化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特色与贡献。

“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

“软法”是缺乏“国家法”的拘束力,但却意图产生一定的规范效果的成文规范。复杂、多元和速变的当代社会,要求政府转变角色:从“管制的主导者”走向“公共治理的辅助者”。“软法”是公共治理的主要凭借。“软法”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一方面,卢曼的系统论可以为它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看成是“国家法”概念的类比用法。

“软法”概念何以成立?——卢曼系统论视野内的软法

“软法”是缺乏“国家法”的拘束力,但却意图产生一定的规范效果的成文规范。在复杂、多元和速变的当代社会,“软法”是公共治理的主要凭借。“软法”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卢曼的系统论及其法理论可以为它提供理论基础。

从程序本位到程序自治——以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为基础

关于程序乃法治之枢纽的判断 ,程序本位论只回答了程序应该做到什么 ,程序自治论则进一步回答了程序如何做到这些。程序自治 ,即一种法律程序与其外界环境相对隔离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程序自身的展开过程同时也就是程序功能的实现过程。在具体的程序运作中 ,这要通过角色的分化与重组、时间顺序的安排、空间氛围的营造以及实体法规范的整合功能四个方面的机制来实现。

法律悖论及其生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二阶观察理论出发

卢曼从系统论法学的二阶观察立场出发,发现了现代法律秩序的一个核心秘密:在功能分化社会,法律内部处处嵌套着循环性和自我指涉的悖论。悖论不再是法律运行的禁忌或死穴,反而是法律从其他社会子系统中分化出来并不断自我复杂化的动力机制。法律悖论深藏于法律的底层,支撑着法律系统从宏观到细节的运行,保证了法律既开放又封闭的操作逻辑。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卢曼的悖论解决方案为考察框架

罗素把西方延绵两千年探索"绝对"和"大全"之旅推到了顶峰,这尤其体现在其消解悖论的努力上。曼海姆与列奥.施特劳斯在使用"绝对/相对"这个区分分别批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时,也各自落在了这个区分形式的"绝对"或"相对"一边。卢曼则通过把所有观察者设定为既处于一阶观察的位置又处于二阶观察的位置这个同时性悖论,阐明了终极观察者缺位的理论,以此克服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难困境。

论卢曼法律悖论理论的隐秘源头

从康德到卢曼近两百年的德国思想史,贯穿了对于悖论问题的思考这一条红线。经过费希特对"自我与非我"的论述以及黑格尔对费希特思想的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悖论问题上呈现出了连贯的思考脉络。二十世纪后期,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主体"虽然已经转换为卢曼社会理论中的"系统",但是德国先贤们的智力资源却潜入到了卢曼的社会理论中,并成为其法律悖论思想的一个隐秘源头。文章通过在费希特、黑格尔关于悖论的思想与卢曼法律社会学中的悖论理论之间的对比研究,展示了卢曼在其法律悖论思想中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反思性继承和创造性超越。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角下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分析

互联网+时代,教师陷入角色泛化、职业边界模糊化,以及在教育过程中主导作用被弱化的困境。依据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系统与激扰是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的成因,即相对独立的教师系统遇到互联网+的激扰,引发了互联网+时代对教师角色的新需求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限定的矛盾,以及教师系统自我再制的需要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要求之间的矛盾。适时反应与自我再制是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突破的路径,即互联网+时代的教师能够根据环境的激扰适时作出反应,互联网+时代的教师系统能够实现自我再制。

爱情作为交流媒介:卢曼的爱情现象学

卢曼的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其社会理论中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与社会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的结构性变迁有关。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也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法律系统的自治——论卢曼对法律自治理论的重建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它的理论解说却是远不够充分的,特别是那种将其相对化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这一概念的澄清,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模糊。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法律的自治性,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相对自治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强调法律自治性的同时将法律与社会隔离开来的弊病,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自治、乃至于理解法律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卢曼的法理学检视——一个系统论的视角

卢曼在批判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的基础上,将自生导的系统论引入其法律社会学理论,从而创立了别具一格的系统论法理学。卢曼的系统论法理学将法律视为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指涉、自我维持与发展的社会子系统。法律系统之外的所有社会子系统都只能作为法律的环境而存在,法律作为一个自治的系统具备更强的适应复杂社会的能力,因此也更能保持其稳定性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卢曼的系统论法理学既不同于自然法学,又区别于法律实证主义,对卢曼法理学的理解与借鉴应结合其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的国情。

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演化——卢曼法律演化理论述评

法律演化是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基于对系统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融合,引入系统/环境这一区分以及复杂性等概念,重新阐释了社会以及作为社会系统之结构的法律的演化机制,并对法律演化的不同历史类型进行了新的划分.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对卢曼后期的理论发展而言具有基础性地位,同时也对我们认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中法律演化的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沟通、系统与改变：反思卢曼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卢曼的社会理论是围绕“沟通”“系统”等关键词建构起来的,聚焦沟通与意义、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复杂性的化约方式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卢曼的社会理论具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卢曼的系统理论可以补充社会工作之中系统视角无所不包、空洞无物之不足,从而探索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取向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与使命。

公平或效率,还是两者皆可抛?——功能—系统理论视角下对高等教育招生标准的反思与奠基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是一个功能分化出来的系统。因为该系统的参与者与后果承担者的多元与多层次,加之该系统在时间维度之下的变动不居,所以它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拘泥于“公平”或“效率”的一般性分析对此都是非常无力的。非功能—系统理论角度的讨论虽然有其价值,不过都只能相对局部或片面地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与此相反,功能—系统理论可以有效地理解和解决此问题。借助功能—系统理论这个角度对作为高等教育问题的焦点和突破口的高等教育招生标准进行的反思与奠基,我们才能克服或超越既有的各种争论。当然,功能—系统理论这种另类但有效的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高等教育招生标准,还包括教育领域的其他问题,乃至更为广泛的各类社会问题。

公众信任与警察形象建设——兼论卢曼的信任理论对警察形象建设的启示

公众信任是警察形象建设的基础.影响警察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关于信任分类的重要思想对警察形象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自刊出至今引起广泛争议,包括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和非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都参与到讨论之中,德国特里尔大学Andreas Gestrich在总结各种争端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哈氏的理论展开批判,并以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作为可替代方案整合各种哈氏理论中存在的困难,这一替代方案在解释公共领域时也存在深刻的问题,因此运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对Andreas Gestrich的观点加以批判和建构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