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派伤寒名家俞根初治疫思想探析

俞根初是绍派伤寒奠基人,其所著《通俗伤寒论》论述四时外感疾病,提倡寒温融合,包含治疫思想。俞氏提出“三焦赅疫证”,认为疫病感则迅速传变三焦,治从通调三焦入手。书中内容涉及温疫、寒疫、杂疫,主张舌脉合参预判疫病转归,针对性创制新方开达膜原,和解三焦;下法逐毒,通利三焦;寒疫则审时求因,对症立方。同时配合多种外治法以求速功,强调祛邪务尽,善后务细,疫病后期善用鲜药养阴及通风调护。俞氏论治疫病的思想对于现代临床传染病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结合《余注伤寒论翼》探讨余听鸿对六气理论的认识

余听鸿推崇柯韵伯学术思想,在注解柯韵伯《伤寒论翼》时,融入个人通悟,结合临诊之经验,侧重从六气认识伤寒理论,以气化开阖枢分析三阴三阳,认为此为六经之大纲领。由伤寒而及温病、疫病,将温病统合于六气之中,结合各年气化不同辨治不同瘟疫,将寒温疫联系到一起;将六气理论推广至杂症调理,从气化生克辨治肝病肿胀,从燥湿相对角度理解痉症、痿病。

喻昌《秋燥论》治燥五律探析

清朝初年著名医家喻昌首创《秋燥论》,提出治燥五律。明确了治燥首要明辨燥湿,重在辨表里气血,关键在于区分肝肺之燥,切忌纯用润药。当遇杂病兼燥,则需慎用燥药。喻氏告诫后世医者:治燥首当避免误以湿治,要辨清燥邪侵犯的病位,重视脏腑之间的关系,不可纯用润剂;当非燥病而兼燥者,需慎用燥药,避免以燥治燥,燥上加燥。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姚椿辑稿本《逸论语》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逸论语》,原题“清姚椿辑,稿本,一册”,其《逸论语》的内容实是抄自清曹庭栋辑注之《逸语》,称“姚椿辑”是未知真正的编者;通过考辨许慎《说文解字》所引“逸论语”“孔子曰”、清代学者所编《逸论语》类文献、古典书目所著录“续语”类文献,发现其“逸论语”的题名是不恰当的,实为姚椿误识文本内容、未明文献著录所致。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本研究基于自建《论语》英译语料库,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 Smith将《论语》的理雅各和辜鸿铭英译本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考察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异同。通过多层面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译本行文都很地道流畅、语篇连贯、阅读难度不高、译语明晰化和简化特征明显。相较而言,理雅各译本用词更为灵活丰富,句子更加简洁流畅,篇幅较短,语体更加正式,可读性更高。

《论语》英译意译方法研究的功能句法视角

本文探讨的是《论语》的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意译"的翻译方法,研究的视角是系统功能句法。通过对一些《论语》英译文进行功能句法分析,对采用"意译"翻译方法的利弊做了一些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很多《论语》著名翻译者都采取了意译方法来翻译《论语》。本研究的启示是:句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论语》的英译本,也可帮助我们评估译本,同时揭示译者的语言选择及其意义表达的动机。

"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从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使译作成功进入目的语文化,就要在两种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进行取舍,翻译规范便由此显现出来。在扼要概述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本质、分类后,本文通过对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分析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

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来源于历史实践的人类总体意识是价值建构的依据,人的自证是价值建构的形式,悲剧意识的兴起是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这种价值建构思想可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合理性。

从话语基调角度看《论语》英译本特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对翻译有很强解释力。在语域理论框架下,文章以三个《论语》英译本为语料,探讨了基调与《论语》英译本特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译本在角色关系、权势、社会距离三个次范畴方面,各具特色;同时,研究还揭示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功能语用分析与《论语》的英译研究

对于翻译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语言学角度入手。本文采取功能语用的视角,探索翻译中发话人意义的确定问题。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论语》中的"子见南子"进行功能分析和讨论。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典籍这类语篇,要确定发话人意义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译文的评估,应该看它是否传递了经过语内翻译的文本所表达的意义。

《论语》不同语篇类型的结构特征研究

学界普遍认同《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从现有文献上看,有关《论语》的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探讨《论语》不同语篇类型及其结构特征。本文认为,《论语》的语篇类型可归纳为"引述"、"对话"和"描述"三大类,另外还有少数的"叙述";不同语篇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我们后续进行《论语》各种语篇类型的汉英对比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评估参数。

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

论辩文是一种论证事理、阐明主张的文体。前人根据论辩的方式,将论辩划分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这在西方和现代的论辩文中是见不到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特产。以韩愈散文为例,我们可以领略论辩文的几种别致的体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的风行和兴盛,虽然打破了儒学的宗主地位,但是统治者尊孔重儒的措施、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新的解经方法的运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时期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注训《论语》方法有所创新,因此,对于《论语》学来说,这是一个创新和发展的时期。

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

邹汉勋《五均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音韵学成就。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古声二十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邹氏有一个论断就是"喻当归匣"说。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邹汉勋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并以《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作为佐证得出"喻当归匣"的论断。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但其"喻当归匣"说是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说的先导。因此,他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论语》英译的历史进程及文本形态研究

运用描写翻译学研究方法分析《论语》英译的历史进程及文本形态,将《论语》英译历史分为五个时期:肇始时期、传教士翻译时期、交流与沟通时期、转型时期以及多样化和再诠释时期;英译《论语》的文本形态主要表现为:作为神学比附的《论语》,传递东方智慧的《论语》和追求文化还原的《论语》。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浅议《论语》中比喻的特色

文章对《论语》中的比喻作了穷尽性的归纳与分析,从喻体的选用、比喻的外在形式、内部结构等角度出发,在分类的同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别的比喻的语言特色、表达效果,认为《论语》中的比喻形式简洁,表意丰富,为后世比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论语派小品文的闲适笔调论

论语派的小品文以其自然亲切的闲谈语气、平和舒徐的叙述节奏、清顺自然的口语化句法 ,构成了小品文娓语闲谈式的闲适笔调 ,使其具有与说理文匕首投枪式的笔调迥然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