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诗禅互动的审美效应——论洛夫的禅诗

从洛夫的禅诗中不仅读到了许多妙悟和顿悟的诗语,更能读出他对现实和人生的强烈关注。丰盈的意象和独到的神思,与禅的意境融为一体,形成"诗禅互动"的审美效应,扩充了读者的审美视野,丰富了当下现代诗歌创作。

形式与意蕴的织染:重读洛夫《石室之死亡》

洛夫的《石室之死亡》为组诗/长诗,具有大致整齐的形式:64首,每首2段,每段5行,共640行。组成的每一首诗以标号为序次,从1、2、3……直至64,不另取诗题。《石室之死亡》以煞尾句营造崭截语势;以排比修辞形塑等待、栖止之感;以逗号作为所欲强调的分隔,或并两句为一句,处理本来可能增加的行数;在每小节五行的短秩之内表现唾手可得的警句;以"住于不住,不住于住"为内容与形式奇诡搭配的结果。因为固定的形式,飞奔辐射的各种想法不致于溃散无归;因为生灭变幻的生命情境,从一而终的结构不致于沉闷、僵固。这是一首攀缘于传统形式,在强烈的主体性与汪洋般的潜意识中释放紧张的诗。10行的最初设计经过丰约不一的剪裁,最后为了集结再统一为每首10行。就外部形式与思维意蕴检视,它不是以形式为先导再填入文字;更不是意念先行的创作,而是一个意念又一个意念,或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因宜适变的结晶。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金代中后期四家的唐诗之论

金代中后期,赵秉文较早主张将唐人诗歌当作典范加以师法;稍后的李纯甫和王若虚分别从师心自用和情真、"自得"的角度出发,对中唐韩、孟、李贺、卢仝及杜甫、白居易等人各加标树;发展到元好问,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唐诗的典范作用及多方面价值,并提出了"以唐人为指归"之论,他将金人对唐诗的论评最终推上了一个台阶。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杜甫对洛夫诗歌创作的影响

洛夫的诗歌在诗的意象化、诗的超现实性方面受杜甫影响很大,其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赠杜甫》、《车上读杜甫》和《杜甫草堂》更是集中表现出杜甫对洛夫包括思想、人格、诗艺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影响。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元好问与“夫子删诗”公案

孔子删诗是文学史上的公案,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场思想交锋中诸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元好问无意参与论争,但并未缄口,而是从艺术本体、艺术传播、艺术感知出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

《全宋诗》乐章辑考——新补大晟府乐章50首及其他乐章辑考

从宋人别集新辑录大晟府乐章50首,这些当为赵鼎臣任秘书少监时所作,又新补楼钥乐章1首,以及从《全宋诗》所收乐章考得有姓名者93首,略作校订,以助《全宋诗》之完璧。

一首误植为黄节的七律

《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将顺籍文士罗复堪的一首七律误植作其同邑黄节的作品。为纠正此张冠李戴现象,借助史料,从作者、属题者、属录者的关系,题与录的情况,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证明诗确为罗复堪所作,同时显现某些粤籍人士与京沪人士之间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