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图》构图中多维空间演绎

空间是绘画构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空间的变化与拓展是延伸绘画创作构图的重要探究内容。《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用画家视角将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演绎为一幅长卷流传至今,其具有长卷式多场景的故事演绎特点。该研究从《洛神赋图》多场景的构图形式出发,探究其多维度空间的演绎意义。首先探究《洛神赋图》的多维度空间来源,结合中国古代画论及西方关于多维度空间的绘画理解。其次根据《洛神赋图》构图本身进行解构分析、构图变体、空间多维度演绎再创作。《洛神赋图》是多维度的构图空间,在其平面化和“人大于山”的空间里,蕴藏了中国画意象空间的广阔与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宇宙观。当代中国画创作绘画构图空间是多维度的演绎,二维平面是无限的,三维空间深度是再现写实的,而多维度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境的再现演绎。

曹植《洛神赋》意旨蠡测

从"余"和洛神的单一对应关系出发,《洛神赋》中间人神由遇合到分离、由喜转悲的过渡文字则相当突兀甚至不合情理。与《神女赋》人称所指的变化相似,《洛神赋》中创作者与抒情者具有重合和分离的两面,重合时"余"、"吾"指曹植,洛神为爱情寄托对象;分离时曹植以洛神自喻,"余"暗喻政治寄托对象。《洛神赋》通过混合运用人称所指的变化来悼念妻子崔氏及父亲曹操,表达爱情希望及政治理想的两重幻灭之感。爱情和政治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具有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基本特征。两者一为表,一为里;一为主,一为辅;一为正面,一为侧面;一为直接,一为间接;一为文学性之表现,一为政治性之表现;一为艺术价值所在,一为思想价值所在。

曹植《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多维考察

虽然学者们对于曹植脍炙人口的名篇《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但从多维的角度综合而全面地探讨其美学特征的相关研究尚实有必要。经过对《洛神赋》之美学特征的多维考察,我们认为该赋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美学特征:词采之美、距离之美、礼义之美、哀怨之美。正是这四重美学特征使得《洛神赋》既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荡气回肠,哀感顽艳,因而它令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们为之倾倒且对后世的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就自然而然了。

由地理文化看《洛神赋》创作时间

《洛神赋》创作时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本文立足地理历史文化,将直观的历史地理方位图——地图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通过确立鄄城与雍丘地理方位分别在"东"和"南",得出黄初三年曹植从洛阳回鄄城而非雍丘的结论,进而确定《洛神赋》创作于魏黄初三年。

“洛神”赋图的创作与批评

曹植的《洛神赋》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被称为文学与图画史上的双璧,且为后世摹写,构成特有的创作与批评传统。比较"洛神"的赋与图,其着力于"丽情"的描绘有着极大的相同性,这也是这一题材长盛不衰的文学因素。但是,由于辞赋文本尤其是书写本事的争议,与图像文本勾画形象的统一,又决定了围绕"赋"与"图"之接受的历史反差,并深契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批评观念。

论《洛神赋》的创作目的

曹植作品《洛神赋》的创作目的不是古人认为的为思君恋主而作,也非今人主张的不为任何目的而作,而是曹植借用了中国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为表达他当时的忧伤哀痛之情而作。

论《洛神赋》的叙事艺术

曹植借鉴俗赋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运用在文人赋的创作中,促进了辞赋的文人化。但就《洛神赋》来讲,到底是抒情小赋还是叙事赋还存在争议。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洛神赋》,从故事情节、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人物角色几个方面分析《洛神赋》中的叙事艺术,有助于加深对《洛神赋》叙事性的认识。

《洛神赋》赋画传播的孳点透视

《洛神赋》以文字符号描写了“我”与洛神之间的真挚恋情,《洛神赋图》则以一种静态的视觉符号将情感再现,无论是其中的形象叙事,还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都是一个赋图转化的典型范本。《洛神赋图》以原赋为底本,将文字符号变成有形的图画,使中国诗画文学时空转换模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研究《洛神赋图》视角主体、空间布景、逻辑关系等带来的审美变化,对我们深入理解《洛神赋》文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进一步深化诗画文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代《洛神赋》书法艺术风格之流变

近年来,对《洛神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洛神赋图》图本内容的解析、图画真伪的辨识,鲜有人关注到作为《洛神赋》文本而衍生出来的书法作品的演变。就王献之、赵构、赵孟頫、祝允明四大家所作《洛神赋》书法进行梳理,运用美学和艺术学的相关理论,在研究不同书法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从中发掘出不同时期《洛神赋》书法的特征、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体现和书法家艺术审美观照的规律。

中世纪早期小说与史传中的甄后之死

文章从小说和史传的不同角度对三国时期甄后之死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作了详细梳理。从《文选》李善注《洛神赋》引用的《记》入手,结合《三国志》《魏略》《汉晋春秋》《世说新语》的记载,通过文本比较与分析研判,对于甄后之死,排除了曹操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并认为郭后在甄后之死事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魏书》的记载表明了史学家在记录敏感政治事件时所受到的掣肘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此识见对于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