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臝虫录》明刻本两种合论

《臝虫录》现存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静德书堂刻本《新编京本臝虫录》二卷和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格致丛书”刻本《新刻臝虫录》四卷,均是图文本,两本文字和图像比较接近。明清文献著录、引用《臝虫录》的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文献多次引用,并且显示出内容更为丰富的《臝虫录》存在的可能。明代后期日用全书的《诸夷门》有多种写明了来源于《京本臝虫录》或《北京校正臝虫录》,应和现存《新编京本臝虫录》有所关联。而现存《新刻臝虫录》似乎有可能来自日用全书的《诸夷门》,不过此书却直接影响了明代后期知名的版画书《三才图会·人物》的异域部分。《新编京本臝虫录》一类书籍以及包含《诸夷门》的日用全书大量发行,则说明《臝虫录》在明代后期的大众社会的广泛流行,丝毫不亚于《异域志》。

《异域志》新论

《异域志》现存明正德二年(1507)《艺海汇函》抄本一卷和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夷门广牍》刻本二卷,均是文字本,两本内容十分接近。《夷门广牍》本将此书题署为元人周致中所纂是错误的。《艺海汇函》本保存的静明子序,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周致中献《臝虫录》给胡惟庸、洪武年间胡惟庸与开济为《臝虫录》作序跋,洪武建文之际朱权改编《臝虫录》为《异域志》的基本史实,是非常关键的史料。而通过静明子序使用的“吴元”纪年的分析,则可以说明其可靠度很高。明清各种文献大量著录、引用《异域志》,说明《异域志》非常流行。但是有的文献所引《异域志》的内容和今本《异域志》相仿,有的内容却不见于今本《异域志》,说明还有别本《异域志》的存在,甚至还可以推测是一种图文本的《异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