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越州故城遗址玻璃珠饰的科学研究

本研究利用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光学相干层析成像、超景深光学显微观测等多种方法对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饰进行科技分析,获取了玻璃珠的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表面显微形貌等综合物理化学信息,确定了玻璃珠的玻璃体系、制作工艺(着色工艺、成形工艺)和产地来源,探讨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国内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可能的输入路线。广西越州故城遗址发现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为中外文明交流提供了新实物证据,对深入研究我国南北朝时期中外文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从北魏墓志看鲜卑族迁都洛阳后对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北魏迁洛前后,社会形态与主流思想均有较大改变,墓志则直观反映了这一变化。洛阳时期的墓志较平城时期墓志的结构愈加完整,形制更为规范,内容也不断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思潮,此外还包含有部分道家、佛教以及玄学思想。在墓志书法风格上,迁洛以后的墓志书法风格趋于中原书风,秀美俊朗,淡化了平城时期书法的边疆苍野气息与浓厚的隶书笔意。

北魏洛阳城佛寺寺名文化刍议

北魏洛阳城佛寺的命名方式多样,或彰显强烈的政治意味,或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或凸显儒家的世俗化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北宋洛阳宫城大内后苑遗址复原探析

北宋西京大内后苑是当时重要的皇家园林之一,虽不再拥有隋唐洛阳和北宋东京皇家御园的盛世局面,而超然物外的神仙意境仍未使其失去帝都陪京之尊位和皇家气势。根据宫城内考古和历史图文考证出大内后苑的整体范围,整理了描写大内后苑内景物的相关文献,并结合宋画、《营造法式》、相关建筑遗存和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对大内后苑的整体布局和单体建筑进行推理和复原想象设计,并在此基础上从选址、理水、建筑、花木等方面对其造园意匠展开分析,将其造园意匠归纳为“九曲通苑定乾坤”,主要体现在园林理水、空间和活动3个方面:园中理水采用了方中有曲的处理方法,阴阳相嵌,互相融合;园林空间北部呈现出规则形态,南部仍以自然式为主,体现道家、儒家和佛家意境;园林活动展现宗教性和文化性,整体上呈现较为鲜明的中原地区的造园特征。

北魏元氏贵族的籍贯与洛阳都乡——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表明,元氏贵族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洛阳,甚至已死亡的贵族也要从子孙的籍贯为洛阳。墓志中籍贯的记录并不规范,这是北魏墓志的普遍情况。元氏贵族分布较为集中,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特点,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都乡。北魏洛阳都乡原存在于内城之外,南迁贵族到来后居住于此,景明二年(501年)开始筹建外郭城内里坊,都乡内原有的里,由城外的乡里变为城内的里坊,都乡建制不存,但其名仍存在于籍贯中。

北魏洛阳太极殿保护研究

北魏早期营造文化胡汉杂糅,文明太后汉化改革以后,北魏营造文化开始中原化,至孝文帝时期营造中原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北魏将鲜卑民族美学与石窟艺术融入营造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而绚丽的鲜(卑)汉营造文化。以文献和考古为据,在古建筑营造理论指导下,对北魏营造文化的杰出代表洛阳太极殿进行营造复原和图纸作业不失为文物保护的一个有益途径。

都城水系营建及其对区域景观的影响——以汉魏洛阳为例

水系营建对传统城市区域人居环境的整体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汉魏洛阳都城区域为例,结合古籍记载与考古成果,梳理并示意性复原了汉魏洛阳城郊与城池水系,同时归纳各自营建策略,并分析水系对各类区域景观(城池、城郊景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汉魏洛阳城郊水系包含引、传、蓄、泄四大部分,体现出规划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充分理解,城池水系则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结合各部分的区位、功能及水利特性,汉魏洛阳水系在不同尺度上对其区域中的居住景观、支撑景观、皇家园林及生态环境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阶段，尤其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还存在着边境互市和以流域为中介地的聘访换货的贸易关系。商品交换媒介是谷帛、钱币并用。从总体上看，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但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淮河流域城市的经济成分明显增长。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北魏城门校尉考述

北魏早期官制中,有诸多汉胡文化杂糅的因素。城门校尉作为两汉、魏晋时期都城防卫的重要官职,在北魏前期却由于少数民族禁军制度的发达而不受重视。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晋官制的诸多因素重新进入北魏体系。城门校尉亦得以在世宗、肃宗时期再次出现,且任职人员更换频率频繁。东西魏时期,随着宇文泰军事制度的改革,出现十二柱国将军,有两大将军专属禁军,城门校尉亦正式退出城门屯兵这一军事制度。

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北魏洛阳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反映北魏社会信息载体的已发掘的墓葬资料,多分布在豫、晋、蒙、冀、鲁、陕、甘地区。中外学者从其墓地制度、墓葬形制、墓葬图像、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为探索洛阳时代的历史原貌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在一些主要问题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视点相同、思考模式同一化等问题,变换视角,重视细节,应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试论北魏洛阳城建规模及特点

北魏洛阳城市建设糅合了古代中国都城建设的许多经验,代表了当时城市建设的水平,其宏伟的建筑和鲜明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特征。

北魏洛阳城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考

现存北魏裴谭墓志出现"洛汭里"地名的记载,鄯乾墓志出现"洛滨里"地名的记载,均属于同时期洛阳城坊里新见资料。以《魏书》《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记载的"归正里""洛滨"等相关资料为依据,结合考古资料如"地形图""影像图"等做出考证,以及利用现代科学常识进行逻辑推理,认为洛汭里的大致方位在伊、洛水间中央御道西的一片高地上,与《洛阳伽蓝记》所载归正里是为同里异名,推断洛滨里的方位在灵台遗址南面的可能性较大。

北魏平城宫城及其主要建筑遗迹考证

在全面梳理北魏平城历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现有考古发现,并参考汉代和明代的城址,对北魏都城平城(398年～495年)的宫城范围和宫城主要建筑遗迹进行考证。基本明确了平城宫城的边界情况,推证出宫城中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关系和建造情况,并对有关疑点尝试加以解答。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从书写是“人”“地”关系建构的重要方式看,《洛阳伽蓝记》可谓杨衒之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所促成的“恋地书写”的审美结晶。北魏洛阳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塑造正统而营建的都城,与杨衒之所秉持的华夏正统价值观念和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念内在契合,从而赢得他的深度认同。因此,杨衒之在洛阳为官生活期间,在都城空间对他产生情感激发和他主动感知洛阳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洛阳形成了深挚的情感关联。当北魏灭亡后杨衒之重返故都遍览洛阳丘墟时,这种情感关联跃升为“恋地情结”。在抒发“恋地情结”和载录故都辉煌历史意识的共同促使下,杨衒之采用“记”体与“合本子注”体例相结合的书写形式,将人文地理性书写、情感书写与生存经验书写等有机融入《洛阳伽蓝记》中。《洛阳伽蓝记》通过全景式再现北魏洛阳,保存了都城规建、佛教传播、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足以补证史书的珍贵史料,同时自身也因诗情、赋笔与史识的结合而成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展现出多元敞开的价值。

北魏六镇军政地位的考古学观察

北魏建镇置戍,屯兵驻守,尤以六镇地位最为显要。六镇不仅和北方长城共同构成北魏王朝抵御异族的防线,而且是北魏军队主力驻扎的主要地区之一,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重要关要。克里孟古城不但是北魏建国之初防御北方的军事重镇,在北魏王朝一个半世纪的军事防御和皇帝北巡过程中,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北魏渐次设立六镇之时,作为牛川城的克里孟古城因地处冲要,已有城址存在,正好起到了东、西连接抚冥和柔玄两镇的作用。北魏六镇设立伊始,柔玄镇与怀朔镇即成为东西两个中心城址,其后分别节制东三镇与西三镇,使得北魏六镇军事防御体系成为一个“双核”结构。尽管北魏六镇沿着阴山布列,但其实是一个有层次、有等级的军镇体系,从中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对防御体系设计思路的不断完善。

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

北魏洛阳城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虽多沿用魏晋洛阳城的旧制,但经过孝文帝、宣武帝两朝的不断改建,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布局结构。汉魏洛阳城的规划,充分体现出以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及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是拓跋鲜卑汉化和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阶段,对后世都城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维摩变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的文化意义

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寄寓了北方士人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士人放旷不羁、向往自由的精神,它与庄重神秘的宗教题材有相当大的反差,说明佛教在汉文化核心区域发展过程中,在题材和精神上都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北朝士人的中原情结——《洛阳伽蓝记》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洛阳伽蓝记》在叙事中不断强调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展现北魏洛阳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并通过典型文化事例展现北魏洛阳独特的文化气质。杨衒之指明,无论北魏还是南朝文化,都是经过融合并包含其他异质文化在内的新"汉"文化。同为新"汉"文化,"中原"主人应该是"中原"的主权拥有者——北魏政权,从而建构起"以北魏为汉文化正统"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使《洛阳伽蓝记》成为北朝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彰显着新"汉"文化的特质,具有在文学叙事中强调文化融合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