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王城”与“成周”之方位沿革

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对周代“王城”与“成周”方位及其沿革具有的不同观点,可概括为东周双城说、西周双城说、西周—春秋单城说和合城说。其中今文经学的东周双城说是基于战国洛阳地区政治形势的叙述,继之演化而来的古文经学的西周双城说为王朝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持,因而具有广泛稳定的影响力。相较之下,西周—春秋单城说较为有据,而仅作为某种史学观点存在。合城说则是调和经史与文献记载矛盾的观点。囿于史料的缺乏与彼此矛盾,各观点尽管不能完全解决有关周代“王城”与“成周”的确切方位问题,但是其源流发展揭示了经学与史学各自相异的治学旨趣和学术地位。

北魏洛阳城佛寺寺名文化刍议

北魏洛阳城佛寺的命名方式多样,或彰显强烈的政治意味,或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或凸显儒家的世俗化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北宋洛阳宫城大内后苑遗址复原探析

北宋西京大内后苑是当时重要的皇家园林之一,虽不再拥有隋唐洛阳和北宋东京皇家御园的盛世局面,而超然物外的神仙意境仍未使其失去帝都陪京之尊位和皇家气势。根据宫城内考古和历史图文考证出大内后苑的整体范围,整理了描写大内后苑内景物的相关文献,并结合宋画、《营造法式》、相关建筑遗存和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对大内后苑的整体布局和单体建筑进行推理和复原想象设计,并在此基础上从选址、理水、建筑、花木等方面对其造园意匠展开分析,将其造园意匠归纳为“九曲通苑定乾坤”,主要体现在园林理水、空间和活动3个方面:园中理水采用了方中有曲的处理方法,阴阳相嵌,互相融合;园林空间北部呈现出规则形态,南部仍以自然式为主,体现道家、儒家和佛家意境;园林活动展现宗教性和文化性,整体上呈现较为鲜明的中原地区的造园特征。

金元洛阳城在隋唐洛阳城内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初探

在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叠加的历史环境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时态”的历史遗迹不仅表现了当代历史环境的复杂性,也表达着城市时空演变的内在逻辑。聚焦金元洛阳城(洛阳老城)与隋唐洛阳城的空间叠加现象,剖析两座古代城池内在的空间和功能联系。探究从隋唐到金元时期,洛阳城池规模骤减的现实背景下,古人在充分尊重山水格局、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沿袭街巷空间结构、保障城市功能复合、恢复人文生活场景等维度的营城策略,总结洛阳老城隋唐时期的历史环境和选址逻辑,窥见先人借势营城的规划智慧。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城市历史文脉的表达与传承——隋唐洛阳城“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遗址的价值日益显现。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之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大遗址专项规划名单。“两坊一街”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大遗址的一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以保护遗址本体、展现遗址格局和凸显历史文化为重点,同时兼具城市公园休憩、体验、娱乐、观赏等基本功能。本文以遗址保护展示为主线,以景观设计为辅,以遗址公园为载体,以城市规划为归处,就“两坊一街”规划前后概貌、遗址保护政策、规划原则、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阐述。“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不仅具有保护城市遗产,而且还具有营造城市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等意义。以洛阳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将“两坊一街”努力打造为兼具遗址保护、生态休闲、体验观光等功能的遗址文旅公园。

都城水系营建及其对区域景观的影响——以汉魏洛阳为例

水系营建对传统城市区域人居环境的整体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汉魏洛阳都城区域为例,结合古籍记载与考古成果,梳理并示意性复原了汉魏洛阳城郊与城池水系,同时归纳各自营建策略,并分析水系对各类区域景观(城池、城郊景观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汉魏洛阳城郊水系包含引、传、蓄、泄四大部分,体现出规划对区域自然环境的充分理解,城池水系则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结合各部分的区位、功能及水利特性,汉魏洛阳水系在不同尺度上对其区域中的居住景观、支撑景观、皇家园林及生态环境等均产生了显著影响。

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

本文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 ,降水量增大 ,水灾增多。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 ,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 :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 ,二是水势大、灾情重。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 ,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 ,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 ,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 。

隋唐洛阳城景观水系构景艺术研究

依据文献资料,对隋唐洛阳城选址、格局以及当时的城市水系进行探讨,从自然河道、人工渠网及城市内百余处私家园林的理水特点,分析在隋唐洛阳"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最佳人居环境;还探讨了这种遵循自然的生态思想对建设当代洛阳可持续发展的山水城市的借鉴意义。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试论北魏洛阳城建规模及特点

北魏洛阳城市建设糅合了古代中国都城建设的许多经验,代表了当时城市建设的水平,其宏伟的建筑和鲜明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风貌及时代特征。

北魏洛阳城洛汭里和洛滨里方位考

现存北魏裴谭墓志出现"洛汭里"地名的记载,鄯乾墓志出现"洛滨里"地名的记载,均属于同时期洛阳城坊里新见资料。以《魏书》《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记载的"归正里""洛滨"等相关资料为依据,结合考古资料如"地形图""影像图"等做出考证,以及利用现代科学常识进行逻辑推理,认为洛汭里的大致方位在伊、洛水间中央御道西的一片高地上,与《洛阳伽蓝记》所载归正里是为同里异名,推断洛滨里的方位在灵台遗址南面的可能性较大。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论东汉洛阳城的布局与营造思想——以班固等人的记述为中心

按照班固等人的记载,东汉洛阳城是充分借鉴了儒家都城营造思想建立起来的。通过有关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可以认定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间人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

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

北魏洛阳城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魏洛阳城的建设,虽多沿用魏晋洛阳城的旧制,但经过孝文帝、宣武帝两朝的不断改建,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布局结构。汉魏洛阳城的规划,充分体现出以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及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是拓跋鲜卑汉化和不断创新所取得的最高文化成就,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阶段,对后世都城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洛阳城市建设中的考古发现与探索

隋唐洛阳城遗址南侧东西向的低洼带是隋代以前古洛河所在。现穿过隋唐洛阳城遗址的洛河是隋代所开通济渠的一段。宇文恺在规划东京洛阳城时,充分利用了洛阳的地理条件,把洛河改道至现在位置,从而形成城郭居中、御园(西苑)在西、通济渠偏东的布局,中间用黄道渠将三者连为一体,其规划是比较科学的。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唐柳秀诚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柳秀诚墓志是洛阳万安山新近出土的初唐时期墓志,志主出自河东柳氏东眷房,志文详尽记录了柳秀诚的家族世系、婚宦仕履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柳氏东眷家族文化研究。柳秀诚曾于武后时期先后奉敕充任赈给使、风俗廉察使、支度使等救荒或监察使职,可弥补传统史志文献相关记载之不足,也为唐代前期的地方监察、救荒、军镇等专题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东汉洛阳城南:中国古代第一个都城文化区的形成

东汉洛阳城南诞生了中国古代都城第一个城市文化区。所谓"东汉洛阳城南文化区"是指东汉时期洛阳城平城门以南到古洛河北岸这一片区域。它以光武帝、明帝时期建设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发端,因庞大的太学生持续聚集而逐步发展为一个融太学文化、经学文化和礼制文化等多种类型文化为一体的新兴文化区。作为东汉统治者一项都城空间体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洛阳城南文化区荟萃洛阳都城文化之精华,影响及于当时和后世,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和都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略论五代宋初“汴洛一体”城政关系的形成

唐末宋初之际中国政治中心趋于东移,都城在汴洛之间变迁,出现了"洛废汴兴"的城政发展趋势,而"军事乱政"奠定了"东西双都"多元性的都城格局。北宋承沿周制,继续采用"汴洛双都"多元都城制度,最终形成了以"汴洛一体"为核心的"四京"城政体系。在10世纪中期,都城完全东移开封以后,洛阳复以"陪都"西京的身份立足于北宋时代,实是洛阳城政历史发展中的最后一段辉煌时期。北宋"汴洛一体"城政体系的形成与消失,反映出10-12世纪中国政权嬗变和政治中心迁移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