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鲁山花瓷的艺术审美研究

鲁山花瓷作为唐代贡瓷,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享有一定的地位,深得当时统治者的喜爱与重视,其器型大气简洁、饱满厚重,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唐代鲁山花瓷的出现使瓷器釉色装饰不再只是简单的青色、黑色等单色釉,而创造出了一器多色的新工艺,并为之后汝瓷和钧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瓷器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文章首先对鲁山花瓷进行概述,进而对鲁山花瓷所处的时代背景(即唐代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文化审美等)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从显性的器物层面和隐性的文化层面分析鲁山花瓷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

安禄山早期史事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安禄山事迹》和两《唐书》有关安禄山的记载等文献对安禄山早期史事的记载虽然包含了因不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特殊书写,但仍能从一些细节提取关于安禄山早年人际关系的一些信息。安禄山应当出身自武周时从六胡州迁徙到后突厥汗国的安延偃家族,开元初年又因突厥内乱南下投奔岚州的安贞节家族。安禄山的兄弟安思顺效力西北边军,可能与凉州的粟特安氏家族存在往来。拔擢安禄山的张守珪早年有在陇右为帅的经历,安禄山在营州崭露头角或是随张守珪调到东北边疆,这与安禄山因盗羊而被张守珪发掘于微末之中的故事存在矛盾。安禄山的发迹既因循着唐前期许多蕃将家族的仕宦轨迹,也是玄宗时代边疆军事形势变化的产物之一。

大动乱时期的士庶遭际与记忆——基于涉及安史之乱出土唐人墓志的分析

大量出土唐人墓志等石刻文献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对安史之乱的经历与回忆,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墓志回忆为正史文献所阙略,可与传世文献记载互为印证,如对安史动乱前唐朝社会繁荣富庶的回忆、安史起兵的动员宣传和叛军控制区的社会心态,大量唐朝官员的"从逆"及伪饰,安史"僭伪"年号的使用,战乱中士人科举梦的幻灭和普通士庶家庭的遭际等。墓志中所反映出的诸多普通士庶的经历和个人化叙事一定意义上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这场大动乱的认识。

唐中后期廉政制度毁坏的镜鉴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的转折点,从廉政制度方面讲,有以下特点:奢侈腐化与制约失控,体制削弱与监察流弊,言路堵塞与秘密奏事,用人不当与贤策难求,这一切造成了唐中后期廉政风尚的毁坏。由于国家廉政制度毁坏,造成唐中后期朝纲紊乱,乃至国家覆亡,为当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安禄山干亲结拜史事考评

安禄山是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他热衷于发展干亲结拜关系,不仅与多人结拜过,还收认多人为义子,包括其八千亲兵,成为史书上收认义子亲兵数量最多者。安禄山发展干亲结拜关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干亲结拜风俗、唐朝皇帝的干亲结拜倾向、唐朝武将的干亲结拜嗜好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通过干亲结拜,安禄山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平台,巩固了唐玄宗的宠信,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掌握了朝政动向,从而为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晚唐五代庐山诗僧内部交游诗创作及其价值

晚唐五代时期,以齐己和贯休等为代表的庐山诗僧们在其群体内部积极开展诗歌交游活动,从而创造出了大量的内部交游诗。这些内部交游诗不仅题材丰富,涉及送别、酬赠、怀悼和记游等多种内容,而且还蕴含着精雕细琢的苦吟之美、清幽冷峭的意境之美以及水月交融的禅意之美,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此外,这些诗歌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在佛门中回归文学本位的发展状况,还折射出庐山当地白莲结社的深远影响。

下汤—鲁山—丹霞寺—神林幅成矿区划分及特征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下汤幅、鲁山幅、丹霞寺幅、神林幅1∶50 000矿产地质调查",在综合区域地质、区域矿产、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成矿远景区带进行划分,对其特征进行研究与预测,以期对该区找矿具有参考意义。

鲁山花瓷工艺对钧瓷的影响分析

鲁山花瓷又称“唐钧”,是唐代新创烧的瓷种之一,其外观特征和部分工艺技术源自巩县窑的唐三彩。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大格局下,鲁山花瓷另辟蹊径,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创造出了新产品、新风格,并为宋代钧瓷的发展打下基础,堪称是多色釉和窑变釉瓷器的鼻祖。考古学界习惯从“官钧”入手,研究钧瓷窑变风格的形成和钧窑系的流变,但对钧窑的起源和早期的面貌研究甚少。本文从鲁山花瓷入手,结合材料学对钧瓷工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溯源式的分析。

从《回纥(鹘)传》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看两唐书的差异

《旧唐书》与《新唐书》同为二十四史中有关唐代史事的官修史书,成书的时间又先后,所以后人在唐书前加上新旧以示区别。既然有新旧之分,自然内容也会有所区别。本文试图从《旧唐书回纥传》与《新唐书回鹘传》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找出两唐书之间的差异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论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

唐宋庐山诗僧群体的发生、变迁是与中外文化交流、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发展等密切关联的复杂问题。从魏晋到唐代再到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经历从“佛理”到“苦吟”再到“世俗化”的过程,从一个虚幻的纯净世界走向纯粹的诗艺世界再走向日常的世俗世界。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早期诗僧“谈佛”的禅诗中走出来,回到诗歌本身,甚至把探索诗艺看成终身功业。相对于唐代庐山诗僧群体,北宋庐山诗僧群体的诗歌艺术更为成熟,他们保留着唐代庐山诗僧群体“诗禅合一”的创作特色,由于北宋庐山诗僧们的交流更频繁,酬答、送别仍然是北宋庐山诗僧们的日常生活,且北宋庐山诗僧群体已慢慢从唐五代庐山诗僧群体“苦吟”中走出来,不仅回到诗歌本身上来,也慢慢回到俗世生活本身上来,朝着“世俗化”转向。

刍议苏氏芦山堂与闽南文化的涵化

中国古代汉文化发源于中原,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生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汉文化逐渐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各区域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闽南地区的文化逐渐表现出以中原文化为主流,以闽南土著文化为原生内核,兼具晚唐遗风的复杂特点。苏氏芦山堂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互动中,继承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兼采闽南地区文化特点,将家学传承与国家重任相结合,将思想道德与社会实践、科技实践相结合,实现了芦山堂文化与闽南文化的交互涵化的过程。

唐李邕《麓山寺碑》

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山下岳麓书院的《麓山寺碑》,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的。碑文叙述自晋泰始年间建寺至唐立碑时,麓山寺的沿革以及历代来此住持之名僧说法传经情况,并一一列举名僧及有关官员对该寺的贡献。辞章华丽,笔力雄健,刻艺精湛。因文、书、刻工艺兼美,故有'三绝碑'之称。书法雄健得势,可见其善运腕力,应为李邕生平之杰作,亦为不可多得之唐代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