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鲁艺:“延安模式”的复制与调适

1941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历史上简称华中鲁艺)成立。华中鲁艺复制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模式。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是“延安模式”在各根据地文化建设上推行的生动实例。华中鲁艺在办学模式、大众化实践、知识分子改造上都有自己基于“延安鲁艺”而又结合实际的创新,丰富了“延安模式”的文化实践。

永远的红色旋律 经典的音乐史评——评《红色经典音乐概论》

红色音乐"给人的印象可能仅限于于某些特定对象的"革命歌曲",其实远非这些。《红色经典音乐概论》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对从19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的、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那部分声乐、器乐创作进行了历史的形态与线索研究。书评从著作本体论断立论的解析出发,对著作进行了结构与撰述手法的解析,力图引领读者对著作有更为简洁、明了的认识,更为人们认识"红色经典音乐",为发扬这类音乐文化,重申它们的历史形态及其贡献、时代价值,做些导引的绵薄之力。

“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塑造

大学精神代表着一所大学存在于社会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大学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大学精神的源生与个性,都是本文所关注且不能回避的问题。“鲁艺”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开辟了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历史的崭新时代,“鲁艺”的教育实践不仅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更为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积淀。我们要继承“鲁艺”传统,就不能不从大学精神的层面上加以思考;我们要塑造中国大学精神,就不能不从“鲁艺”的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图书馆红色文献传播路径实践研究——以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红色文献作为红色文化的特有载体,其本身就承载着重要的历史属性和文化价值。阐述了红色文献的范畴与价值,并以鲁迅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分析了馆藏红色文献的组织体系,以及包括建立专藏空间、多元化展示宣传、辅助思政教育、推动藏用并举、打造云端平台等多渠道的传播路径。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鲁艺精神”的挖掘、传承与弘扬——以沈阳音乐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例

1938年4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延安成立第一所革命文艺院校——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文艺为武器服务于抗战,培养抗战文艺干部,提高抗战艺术水平,创作、表演具有爱国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的大量文艺作品,并孕育了“鲁艺精神”。鲁艺精神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精神、以艰苦奋斗为风向的优良作风,是文艺人才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其内涵和实质是对文艺人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对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完善,在筑牢新时代大学生信仰之基、提振奋斗精神和提高艺术创作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百年”历史交汇“,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严峻复杂,高等院校尤其高等艺术院校大学生受学科特点、艺术类招考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鲁艺精神融入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坚持用鲁艺精神引导人、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切实把鲁艺精神贯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使其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创作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让鲁艺精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射出时代光芒。

“鲁艺精神”的现代教育价值及其实践路径

理想信念教育、人生价值观、艰苦奋斗精神三方面的教育作用是"鲁艺精神"所蕴含的现代教育精神的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陈出新""开放包容"是"鲁艺精神"的现代教育价值。当前,多元文化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复杂和严峻,过分注重文化课成绩的人才选拔机制为新时代"鲁艺精神"的践行与传承带来了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对"鲁艺精神"融入课程教学体系、植根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教学实践等创新实践路径的探索,能够助推"鲁艺精神"现代教育功能的实现,助力新时代文艺人才铸魂启智建设。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最好的学生——音乐大师李焕之素描

1938年,李焕之到延安入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学习作曲和指挥,结业后留校任教,是获得冼星海教益最多,也是最好的学生.冼星海去苏联后,李焕之接棒在延安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后来多次整理《黄河大合唱》的版本。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1985至1999年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音乐教育、作曲、指挥、理论等方面,音乐大师李焕之都是冼星海革命艺术传统的传人,为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鲁艺艺术教育问题的反思

鲁艺的艺术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门提高"的倾向,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错误倾向导致了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分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中国新文艺应"面向工农兵"的新方向,解决了过去许多年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上所未曾解决的原则问题,也直接指导了鲁艺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的根本改造。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对艺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反思,积极调整了教育方针,重新进入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基于馆藏印研究的沈阳音乐学院“鲁艺”源流考辨

馆藏印,即图书馆加盖在入藏纸质文献上的、带有收藏机构名称的图章印迹,以此作为馆藏资源的归属凭证。从一个图书馆馆藏印的变化,不仅能够反映馆藏资源的入藏和递藏情况,也能见证图书馆及其所属机构的历史沿革。沈阳音乐学院作为延安"鲁艺"红色文化重要传承单位,图书馆递藏有一定数量的历史文献,其上加盖的馆藏印,记录了学院发端、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史足迹。本文通过对本馆馆藏印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沈阳音乐学院的"鲁艺"源流予以考辨,以期为"鲁艺"研究和我院校史沿革提供一个多维视角的实证。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社团的兴起与“战地活动”

从鲁迅引入欧洲版画开始,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就慢慢地发展了起来,逐渐出现学习、借鉴和研究的热潮。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在最早从事木刻的社团杭州“一八艺社”1931年夏天被迫解散之后,后继有春地美术研究会、野穗木刻社、野风画会、涛空画会、大地画会、铁马版画研究社、木铃木刻研究社、未名木刻社等木刻社团先后出现,不余遗力地坚持推广木刻。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年轻的木刻家们开始创作抗战主题的作品,唤醒民众抗战的热情。社团组织性与抗战性成为中国新兴木刻早期发展的两个显著特征。西安事变解决之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新兴版画在延安以及更为广泛的解放区都日益体现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抗战时期,木刻家们通过组建社团的方式,在延安地区向边区大众推广木刻版画,以刀为笔,在延安形成了新的木刻运动中心,并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