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十年来有关《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采用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和方法来研究《吕氏春秋》,他们突破了传统学者只重视文本解释研究方式的局限,把《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地把握和系统地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文章仅对学界关于《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客观述评,所述及的内容有:《吕氏春秋》的主旨、政治思想的内容以及学界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评价。

秦始皇母的悲情人生——《史记》秦始皇母人物形象再探讨

秦始皇母与吕不韦、嫪毐等权臣的的暧昧关系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实为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于秦始皇坐稳江山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纵观秦始皇母的一生,则尤可同情:少年家道中衰,年纪轻轻就沦为倡伎;青年婚嫁时似玩物一样被讨来送去,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中年丧偶,为了儿子的江山以身事人;晚年虽贵为国母却无力保护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儿子间骨肉相残的煎熬,可谓饱尝了世间的辛酸,遍历了人生不幸。

吕不韦与墨辩

墨家总结战国百家争鸣的思维论辩方式,推出辩学元典《墨经》,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范样式。杂家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兼容发挥墨辩,发展了墨家推理论和语义学,取得重要学术成就,谱写墨辩发展史精彩一页。

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之心理探析

战国时期,秦国显赫一时的相邦吕不韦,在其处心积虑的经营下,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正当其踌躇满志即将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时,美梦被他的强硬对手秦王赢政所击破。他的杰作《吕氏春秋》成为相邦与秦王斗争白热化的导火线。作为施政方针的《吕氏春秋》后面隐藏着吕不韦和秦王政对于权力角逐的欲望。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心理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吕氏春秋》术语英译研究

以《吕氏春秋》的两个英译本,即翟江月译本和汤博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全额等值和选择性等值两个方面探讨中国典籍中术语译法统一的可行性,并分析目前存在的音译、意译和释译的优缺点,最终认为音译和意译仍是目前实现术语译法统一的最佳途径。

论我国古代重粟思想及其影响

自管仲以来,重粟思想就开始作为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影响早期华夏文明的政治治理。汉代贾谊和晁错的重粟思想为文、景时期的富国安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重粟思想以其对国家政策的引领作用影响了两宋、清朝乃至当今中国。

行情适欲:“通家”之执中智慧

《吕氏春秋》之所以谓之“通家”,是因其因阴阳之大顺,采撮儒墨名法,牢笼百家,与时迁移,立俗施事,故而吕氏之论多不偏不倚,公允执中。其于“人欲”一理,既破儒家坐而论道之空谈教化,又纠道家放任顺遂之和光同尘,吕氏之“行情适欲”颇通性命之情,以“贵生”言制欲及治身、御君,以“用欲”言用人、治国,字字掷地有声,于身于人、于家于国,至今难废。

殊途同归：《吕氏春秋》贯通诸子百家

自《史记》述吕不韦之佚事始,自《汉书》之“杂家说”起,后世对吕氏及吕著之评多欠公允。其一,以吕不韦佚事而“因人废言”;其二,“九流十家说”归类疏阔,湮灭了百家言人人殊之现实;其三,以“杂抄无学”而“因学废人”。后世虽多有发掘吕氏之大义者,亦多未离班氏“十家”苑囿。细审中华学术之大势,《吕氏春秋》其学术地位绝非“驳杂”,“六艺”裂变诸子,言人人殊乃“一致百虑”,然百家各执一端必难通经济之事,故百家贯通即“殊途同归”为学术必然,而当此任者则非吕氏莫属。因此笔者以为当别立一“通家”而其人应称“吕子”。

吕不韦乡里探析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著名的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关于其乡里,《史记》和《战国策》有不同的记载,后世由此形成了四种说法,本文通过分析,否定了其中两种说法,得出了相对准确的结论。

《谏逐客书》背后的秦国政治斗争

长期以来,在关于《谏逐客书》的论述中,多以郑国渠事件作为李斯上书的起因。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郑国渠事件只是秦王逐客的一个借口,甚至和逐客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秦王逐客令的矛头直指的是当时的秦相吕不韦,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战国时代的"士"阶层如何适应大一统的历史趋势。李斯在此事件中准确把握了政治斗争的动向,并帮助秦王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只有分析当时秦国的政治环境,才能理解《谏逐客书》成功的真正原因。

沟湾遗址出土吕不韦残戈铭文补释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新出土的吕不韦残戈铭文,经与以往出土、著录的同类型兵器铭刻相关内容的对比研究,进一步隶定为“□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讋,丞义,工周”,进而揭示戈铭所反映的秦代工官职位变迁。

吕不韦与战国食客的义利观

"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中下阶层的生活面貌,也映射出当时主流价值观念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吕不韦于公元前249年被秦国封为相国,其在掌权的12年间养士三千,权倾一时。文章以《史记》和《吕氏春秋》为依据,以吕不韦为切入点,重点分析战国时期食客的义利观,探究其影响因素,由此总结指出:对于食客而言,"利"是其本性所趋,"义"是其价值观念的一种选择。

论《吕氏春秋》养生观的学派归属问题

《吕氏春秋》的养生观念主要集中于《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四篇中,关于这四篇的学派划分,陈奇猷先生认为《本生》《重己》系阴阳学派养生之论,《贵生》《情欲》系子华子学派之语。实际上,这四篇皆为道家学派养生观之体现,但也并非完全出于一家之言,一则诸子学说本就有相通之处,不可简单化以某家学说来论之;二则《吕氏春秋》乃是政治形势“大一统”趋势下的产物,其学术特征也随之产生了融合百家的趋势,呈现出驳杂的面貌,也非某一家之言能尽其说。

吕不韦与刘安相同命运解析

吕不韦、刘安分属不同的朝代,却有着十分相似的悲剧命运,究其原因,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与君主的政治主张、生活作风不同。

吕不韦的经济管理改革思想和启示

吕不韦是春秋战国时期阳翟的大商人,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交易方法,积累了大量的财产,吕不韦经济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不韦的经济管理改革思想,不但对当时社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还对现如今的经济发展改革有着借鉴意义,通过对吕不韦经济管理改革思想的认识和运用,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薄葬安死:“通家”之劝世智慧

丧葬之厚薄,自古难断之公案。儒家以孝道首倡厚葬隆礼,然疲民伤财之事立显,发冢害死之端频出。于是墨子基于功利而高呼薄葬:一曰缩短丧期,二曰少葬财物。然墨说终未易俗。至吕不韦,基于逝者而指出厚葬之害,致令逝者不得入土为安,一因逝者子孙生命不能永在、基业亦不能长久,二因财货诱惑流民盗贼横财之念,然世风依然如故。

对《吕氏春秋》成书问题的重新审视

《吕氏春秋》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确定不存在真伪问题的先秦古籍,然而,关于成书的一些细节性问题,历史上聚讼纷纭,主要包括《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撰写者、编次、版本等问题。厘清这些细节性问题,对于《吕氏春秋》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判定《吕氏春秋》是由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于公元前239年一次性创作完成,题目有明显意旨,篇章结构整齐,为全面了解先秦思想提供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