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女性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吕太后本纪》新解读

司马迁作《吕太后本纪》的旨归 :不是着意刻画一个凶狠、狭隘的女主形象 ,而是揭示像吕后这样的女性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以求达到鉴今的目的 ;同时指出司马迁对吕后精神世界的审视有其自身与历史的局限性 ,探索了隐藏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心狠手辣的表象背后的吕后的精神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吕太后人格论辩

机械分析吕太后性格,一面是自私、狭隘、凶残,另一面则是刚毅、能干、智慧,这失于简单化。吕氏性格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应该是—歹毒。在儒家思想全方位弥漫的中国,具有歹毒残忍性格的人,会为各种社会力量所不容。虽然吕氏的歹毒品性促使她在人生道路上一步步成功,同时也正是这种性格一步步使她走向灭亡。从社会的大视角来说,她的歹毒性格残害了各种层面一些生灵,同时又促进了汉代社会的稳固与发展。向来是非难辨。

《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的异同及其原因

《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本纪,对吕后事迹的描述基本相同,但在具体形象刻画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笔下的吕后,既有女性的隐忍和刚毅,也有女主的才华与残忍;后者笔下吕后的女主和帝后身份是分离的,身为女主的吕后才干卓著,惠民利国,身为皇后的吕后则残忍刻毒,权欲熏心。共有的实录精神,使司马迁和班固在记载吕后事迹时基本相同,而二人生活时代、个人经历、修史目的的不同,则是造成二书中吕后形象存有差异的原因所在。

痛苦的压抑与疯狂的放纵——吕后人物形象分析

吕后一生中扮演着诸多角色。吕雉嫁入刘家,相夫教子是她最高的人生理想。刘邦封王称帝,她通过权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刘盈几次差点被废,使吕后心中的仇恨到达几乎崩溃的边缘。吕后从压抑到放纵的转变中,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性意识逐步凸显,但她并非是有着清醒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女性主体。分析吕后社会角色的变化,如何从痛苦的压抑到疯狂的放纵,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客观分析吕后的人物形象。

《史记》修订本“平定诸吕”等六事志疑

考证汉初平定诸吕之乱、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具体时间;考察公元前256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的史实和标点问题;质疑《史记》中记载的郦食其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一事,认为是游说纵横之士编造的故事,并不是事实;对公元前281年发生的楚、齐、韩伐秦图周之事表示质疑,认为并非事实;对公元前313年,"秦欲伐齐",担心齐、楚联盟而派张仪挑拨离间楚怀王一事提出部分质疑,认为"秦欲伐齐"应改为"秦欲伐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