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标注《四库》之贡献论析

莫友芝为《四库》作学术标注而撰著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中国晚清至今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享誉古今。但是学术界从来没有人从四库学的角度专题研究莫氏的高水平学术标注。论文考述《郘目》的编撰体例,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研究莫氏《郘目》关于《四库》未收书、存目书以及《四库》异同之说的学术标注,揭橥《郘目》标注的类型、特点、卓见及其创新价值,研究《郘目》羽翼互补完善《四库》版本缺失的学术文献价值,研究《郘目》标注在四库学发展中树立学术标高与里程碑的启迪示范价值,旨在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里的文字鲜活起来,古为今用,走进当代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服务国家当下古籍整理传承发展工作,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唐代的请托与治理

中国古代以人情为交换凭据的请托行为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于是立法以惩处禁绝。汉武帝时出现了独立的请托罪法,在唐代达到成熟,其核心是请托行为一律要受惩处,请托者与受托者一体治罪。但这条法律在唐代一直没有被很好地贯彻,与当时科考实行得不彻底、皇帝不重视甚至于有意破坏该法律执行有关。较之其他朝代,唐代的请托犯罪独具特点。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秦简《律书》生律法再探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律书》,其五音十二律均由三分损益生律法以"先损后益"生成。据《律书》透露出的信息,对于六十律律制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以往所知,十二律的律数和大数最早见于两汉文献;而秦简《律书》有关律数和大数的记述,则表明十二律生律法理论在战国晚期已经相当完备。

唐律的使用及《律疏》体制内外“法例”的运作

《律疏》在唐代的使用,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与文献证实;有关史书上的案例与《律疏》不符,是因有《刑部格》、议请制度与制敕断罪的影响;《律疏》以《刑统》的形式实际行用于宋代;唐代在《律疏》体制内外都有法例。在不同的法例之间,按照其位阶及性质,相互间可以发生取代、依准、类举、比附及补充等关系,以适应社会法律生活的需求。《律疏》的法律环境抑制了"判例"的产生与推广。

传统中国聘财制度的法文化解读——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聘财"无论是作为一种民间风俗,还是一种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源远流长。唐时聘财入律,这是聘财成为一种法律制度可供追溯的最早文本记载。时至今日,不论南北,每及嫁娶,"彩礼"依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从古至今,在民间"彩礼"的交付都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而"彩礼"的多寡、具体的数目直接关乎婚姻男女双方家庭的颜面、婚后夫妻间的关系乃至婚后家族能否相处融洽。传统聘财的程序意义远大于其财产意义。因此,中国传统婚姻的性质亦不能以买卖婚一言以蔽之。

清华简《子产》篇与“刑书”新析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所载《子产》篇为论说文,主要是论述子产执政史实和相关政法举措,《子产》篇与《左传》相关篇章可以对读,从而让人对子产制"刑书"的历史渊源、内涵等有更多认识。结合《尚书·吕刑》《逸周书·尝麦解》等关于周代"刑书"的记载,可以对先秦时期以"刑书"为名的法规范有更多了解。

扬长避短,整合归真——谈唐代《律疏》书名的整合问题

唐代《律疏》目前流传的"唐律疏议"与"唐律疏义"两种书名及与之相关的格式表述,各有其长短与利弊。整合的办法是扬二者之所长,避二者之所短:现称"唐律疏议"者,应坚持在各律条之【疏】下用"议"表解释之主要文体,书名则应改称为"唐律疏义";现称为"唐律疏义"者,应坚持此符合其制订初衷及词义发展规律的书名,但其各律条之【疏】下则必须改"义"为"议",以全面符合立法者原创之文体表述。作者此观点已在其新书的撰写过程中付诸实施。

死刑诸思——以唐代死刑为素材的探讨

唐律的死刑条文约占全部分则定罪条文的四分之一,适用范围与现代刑法差距并不大。统治者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正当性高度自信,被统治者对陷自己于灾难的残酷刑罚深切痛恨,整个社会在经历大的社会动乱之后建立起了对犯罪的较高容忍度,这些均是刑罚得以轻缓与死刑得以减少的重要因素。自《贞观律》之后,唐代关于死刑的立法基本停滞,但唐代死刑的实际状况却并不如立法那样确定。在通过立法减少或废除死刑难有大作为的情况下,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司法来减少死刑。唐代虽有废除死刑的诏令,但实际司法中的"杖杀"则使其成为空文。

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秦汉亭制研究之三

秦汉的亭除了逐捕盗贼和供客止宿外,还具有关卡和邮驿组织的职能;亭长是在战国、秦时亭尉、校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秦时校长实即乡亭之长;汉初以后,都亭、乡亭之长均称亭长,校长则成了陵园令长之属吏。亭父身份为吏,与亭卒求盗不同,或即亭长的别称。亭长的地位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帛书《易传》成书问题新探

帛书《易传》整体形成在秦代《挟书律》施行之前,帛书《易传》的散乱期和《挟书律》的施行期基本重合,帛书的整理期在《挟书律》废除到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帛本《易传》中《说卦》前三章的归属问题,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关系问题,帛书《易传》的成书时间问题,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吕叔湘的修辞学思想浅析

吕叔湘是语言学大师,自然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已载入史册。然而,学界对吕叔湘在修辞学领域所做的成绩则少有人研究,虽然几部修辞学史中都提及他与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但往往评价得很不到位。事实上,吕叔湘在修辞学方面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语法、修辞的互释性研究,二是对修辞本质、修辞原则以及修辞学研究范围等本体问题也有深入的阐述。

中华书局点校本《郘亭书画经眼录》补正

张剑点校的晚清莫友芝所著《郘亭书画经眼录》一书,作为中华书局列为"书目题跋丛书"之一,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笔者因研究所涉,曾于贵州省博物馆访见莫氏"书画经眼录"残稿一轴,此稿于张氏校本中未曾见录。兹将二种相核,见所异处,略检其要,按目列叙,姑补版本之阙,以裨校正之用。

刘咸炘《吕氏春秋》研究述要

刘咸炘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集中反映在所著《吕氏春秋发微》一书中。该书论列各篇,胜义纷呈,然而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将其研究成果归结为五个方面:辨杂家、论体式、明主旨、撮篇义、贯全书,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了论述。期于引起学界注意,以便加强进一步的研究。

论《唐律疏议》中见危不救行为及其立法启示

以广东小悦悦事件为代表的众多见危不救行为,在全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关注。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如果可以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成为当前刑法学界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试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唐律疏议》中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相关立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见危不救行为入刑,并从犯罪客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意见以及在立法中应注意的事项。

《唐律疏议》“食禁”思想述论

学术界在研究唐代食品安全问题时,多专注于唐律中"有毒脯肉"条文。但事实上,《唐律疏议》共有五条律文涉及食品安全,其内容涵盖了食物禁忌、食品卫生、食品质量和食品防毒等多种食品安全观念,并体现出礼法高度融合、科学性与非科学性杂糅等特征。而法律所承载的食品安全观念也由于社会等级差异和贫富不均而难以均衡地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

从《唐律疏议》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纵观中国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作为家族社会的精神基础,它一方面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父子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封建统治者以“以孝作忠”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与社会民众的重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本文主要从《唐律疏议》的一些条文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孝亲思想。

论《唐律疏议》中的自首制度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的自首制度的规定,深刻、系统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技术。唐律中对自首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值得今天的法律史学者去分析和研究,以吸取其中有益的内容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以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唤起法律文化历史的记忆——从法律文化角度解读《唐律疏议》

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对《唐律疏议》进行文本解读,指出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由礼所实现的道德法与实在法之间的统一性和古代律学在法律方法论上对于内部解释与外部解释的兼顾。

试析辽代述律后的后权和母权

辽建国之初,契丹母权制的残余大量存在。在皇帝之家,家庭母权与宫廷后权相结合,不但是契丹贵族家庭母子关系的一个特点,而且左右和影响了朝廷政治态势的变化,这种母权与后权的结合首先表现在太祖述律皇后身上,这主要是由于其本人简重果断的性格和她身后强大后族的支持以及孝道观的影响。她的草原本位思想对整个辽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