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以吕思勉的两部中国民族史为例

20世纪初以来,在新史学和国史重建潮流的带动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迅速发展,四五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具有近代学术范式意义的民族史论著。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演进史》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本文通过时这两部中国民族史的特色及其主要观点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及其理论表述。

吕思勉与唯物史观

吕思勉对唯物史观的接触约始于20世纪初,至迟到20世纪的20年代,他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赞同,尤其是唯物史观中从经济上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更为他所赞赏,并在他的论著中加以运用。然而,他与当年唯物史观派的历史学家不同,他虽赞同唯物史观的经济的分析方法,但并不把它视为唯一的因素,不赞同事无巨细地都从经济上来分析原因;更不赞同歪曲史实而套用某种历史发展演进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这是他赞同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限度和底线,也以此批评当年"过信唯物史观者"有此弊病。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和学界的舆情,已不允许在赞同或运用唯物史观时持什么限度或底线了,晚年的吕思勉也不愿再多谈唯物史观。然服膺唯物史观,他终身未变。

通史家的史学世界:吕思勉中国史学史撰述评议

吕思勉的中国史学史撰述,主要见于四个方面:两部通史与四部断代史中的史学史叙述;读史札记中的史学条目;《史通》和《文史通义》研究专著;“历史研究法”、历史教科书等撰述中的史学史内容。吕思勉在史学史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的影响,他使用的史学史资料大体源于历代正史,举证繁富,却不晦涩窒碍,在史学史资料的开掘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吕思勉能以通史家的眼光和格局观察三千年史学的流转,也能够从史学史中汲取作史的智慧,寻得新通史的做法。吕思勉在史学史撰述上,还展现了他在文献考辨上的学术功底。还有一点尤须指出,吕思勉笔下的史学史,史部目录解题的痕迹并不明显。一是带着问题写史学史;二是抓住了君权与史权的博弈这一古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史学史撰述明确了一条主线;三是拒绝耳食之言,追求一家之言。正是基于上述诸方面的建树,吕思勉成为回顾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时不容忽略的一员。

“新史学”流派与唯物史观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并未消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大流派。其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因唯物史观居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故而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究以新史学受影响为大,有的学者甚至发生治学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以与其相抗衡。具体而言,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者,是其核心历史解释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而与其他条件形成合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学派继续加强或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其中以周予同最有代表性。

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研究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他举理学家重要学说,阐述了理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他的朱子学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与知行关系等方面展开。他认为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朱子学与科学存在一定关系、朱子对致知与力行未尝偏废等。另外,他还介绍了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关系及朱陆之异等内容。他的这些研究,反映了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时代关注点,同时对当今朱子学研究亦不无参考意义。

刘咸炘《吕氏春秋》研究述要

刘咸炘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集中反映在所著《吕氏春秋发微》一书中。该书论列各篇,胜义纷呈,然而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将其研究成果归结为五个方面:辨杂家、论体式、明主旨、撮篇义、贯全书,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了论述。期于引起学界注意,以便加强进一步的研究。

吕思勉对顾炎武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吕思勉深受清代学风的影响,循前代学者先读书、后做学问的传统路径,依托读史札记展开学术研究。在清代史作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推顾炎武的《日知录》。吕思勉较好地继承了顾炎武博证求通的治学特点、阅读文献与考察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在此基础上,他又积极因应时潮,采用新的学术眼光与知识理念研治史学,在治史成就上取得了超越前贤的新进展。

吕思勉的史学方法论

吕思勉将史学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治史应重常人常事,不宜预设成见,应注意学与术的区别,要学会中外比较的方法。治史要坚持史学进化论,了解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道理,明白物质文明的发达对国家历史发展的影响,杜绝盲目的崇古观念。这些史学方法论对当代的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吕思勉的妇女观

吕思勉的妇女观表现在:重视妇女史和婚姻制度的研究;深入探讨各民族早期的母系社会和妇女地位;批判旧的妇女观,倡导注重妇女内在品质的新妇女观;在相关的文学创作中,展示新女性形象。吕思勉的进步妇女观形成的原因有:清末民初"史界革命"等新思潮的影响;妇女解放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江南女性文化水平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较大的现实;其家族女性多才华出众者。吕思勉的进步妇女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社会史、妇女史研究。

忠奸之辨: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

1935年,吕思勉因《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对岳飞、秦桧等人的评价问题,致南京市政府发布禁令,要求禁止该书发行流通。部分学者便认为吕思勉对岳飞的评价过当,且其结论并不适合列入教科书之中。然而,当政府禁令公布后,舆论却发生微妙转向,并引发赵超构与龚德柏之间的论战,终至引发"《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最终,政府方面通过判决的方式为岳飞正名,其民族英雄的身份也借由政府部门一纸禁令的形式再次得到强化。

吕思勉和吕著《秦汉史》

在吕思勉诸多史学论著之中,《秦汉史》是断代史中最值得推重的一部。《秦汉史》也是能够集中体现这位卓越的史学家的科学精神的著作。吕著《秦汉史》对秦汉历史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其中不乏创见。吕思勉对社会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视,也实现了积极的学术引导作用。吕著《秦汉史》采用了特殊的体例,这种新体例的创制,带有摸索试探的性质,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是对于史学论著中断代史撰述方式的进步,毕竟实现了推动。

简论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论吕思勉史学史研究的思想认识及其学术意义

吕思勉在史学史领域的成就,表现在他能系统地就史学发展阶段及其演变之时代因素作深层次剖析,不仅注意到秦汉之际是一个界标,而且从对司马迁创始性贡献的肯定,到对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等在几个关键性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所包含的时代意义进行总结,论述精辟而具有开创性意义。就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辩证地看待官修史书和私人修史的相互关系及其利弊得失,对正史的定位不为传统观念所拘囿,对纪传体史书各种体例追根溯源,历史地看待史书体裁的演变等,科学而不乏理性精神。强调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进行考察以及在具体考证中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理学纲要》中的朱陆异同

一种学问成熟时会逐渐汇归为一二派,在理学中就表现为朱陆对峙。朱陆二人都是渊源自北宋理学,但对本体和工夫却有不同理解,尤其鹅湖之会前后,两人往来讨论不绝,虽然途辙不同、思维不同,却并非能够相破,而是二人各自有所得力之处,讲授传道因人制宜,都是进学的权教,反过来可以互相补充。做学问能真有所体会,才真有助于立身进学。

论吕思勉思想之变迁

吕思勉生活在社会政治裂变转型的时代,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的变换、文化知识的积淀、人生阅历的增加都影响着吕思勉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身心,吕思勉虽受旧学教育但不固守传统,注重对新知识、新思想的吸收,在思想上有着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人心之欣戚,岂不以其境哉"可谓是对其思想变化的映照,纵观其一生,思想随时代的变化历经了三次变迁:第一个时期信康梁之说向往大同;第二个时期服膺法家,倡言改善政治;第三个时期服膺马克思主义如获人生指南。

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先是批评傅斯年在书写东北族群历史时“隐讳而不能尽言”,后又批评顾颉刚关于“民族”“汉族”等概念不宜使用的观点。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反映出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可知,这三个因素对“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当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这个研究主题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分析,还有很大的掘进空间。

民国时期吕思勉《理学纲要》对朱子学的阐释及其创新

民国时期吕思勉的《理学纲要》在阐释朱熹学说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创新思想,其中认为朱熹在理气关系上主"理气为一"之说,朱熹在知行关系上无轻重、先后之别,以及朱陆之异在于朱熹讲"性即理"、陆九渊讲"心即理",在当时的朱子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超越了以往的观点,而且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所证明和阐发,甚至有些观点延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