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课程论论纲《己丑课程》探析

南宋儒学大师吕祖谦编辑的《己丑课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部课程论论纲。该论纲和吕祖谦有关“课程”一词的其他论述,使得吕祖谦的课程概念与朱熹相比更为立体、丰满。学习研究吕祖谦的课程思想有助于当今学术界对有关本土化课程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己丑课程》为个案文本,发现强调“整暇”课程编辑技术的吕祖谦课程内容选择遵循如下四个原则:经主史辅的儒家化修身框架;“实”理“实”用的师述化“儒效”(任务)清单;循序渐进的纲领性学习指南;“整”“暇”兼备的技术化编排风格。

论吕祖谦心史哲学的基础结构及通天工夫

学界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颇有研究,但未曾详论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的沟通作用,作者将吕祖谦哲学命名为“心史”哲学,聚焦心的面向,还原了吕祖谦哲学的“史-心-天”基础结构。历史是心的表呈和记录,心是人身所禀赋的天道,历史原是天道通过人心在时空中的直接表呈。但人心在现实中存在被遮蔽的风险,导致天道在实然的历史中或隐或显。为使实然的历史呈现其应然的面貌,吕祖谦主张观史修心的通天工夫论: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通过身临其境的以心观史方式体贴历史人物之心、史家之心乃至天心,观史心修己心,让己心回归万事万物“皆吾心之发见”的天心状态,从而使历史呈现其作为天道之运动性展开的至善情状。

近三年张栻研究学术史(2021-2023)

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整体上比较深入。张栻思想研究成果最多,包括张栻哲学思想、张栻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研究、张栻与朱熹互动与比较研究等;张栻的文学艺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他的诗歌、赋作和散文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等的研究;张栻与书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的重要贡献及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方面;张栻生平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生及其思想的全面研究以及从不同视角进行的人生与学术影响的诠释等。总体来说,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视角与观点新颖、整体学术水平高、学者梯度合理等特点,但部分文章有重复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吕祖谦与朱熹新理学

本文围绕《易》《近思录》和《伊洛渊源录》三书的讨论与编著,以朱熹、吕祖谦二人往返的书信和相关记载为线索,探讨吕祖谦在朱熹新理学的创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帮助。《易》的研究、《近思录》的编纂、《伊洛渊源录》的撰写,对朱熹新理学的创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吕祖谦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吕祖谦的《古周易》是朱熹写作《周易本义》时采用的底本,音训也是径用吕祖谦的成果;朱熹对吕祖谦关于《伊洛渊源录》的撰写意见十分重视;吕祖谦直接参与《近思录》的编纂,并在某种程度上起主导作用。

开放性的《皇朝文鉴》及其背后的学术之争——兼与《古文关键》编选的比较

吕祖谦所编选的《皇朝文鉴》在选文方式上是开放的,故而其选文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包容性的特点。《皇朝文鉴》的编选在同时代的理学家中产生了学术之争,反映了吕氏婺学思想的兼容性。与《古文关键》相比,《皇朝文鉴》在编选的性质、目的、宗旨上都与前者有差异性。不过,在《皇朝文鉴》编选文章的取舍方式上仍然有商榷的余地。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苏辙文的辑佚与校勘价值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之一种,是人们熟知的苏辙文选本,但是,论苏辙文者几无人对其作过研究。据书前目录,全文二十二卷,共收文276篇,今存一至十五卷,文179篇。所存较《苏辙集》多127字,简145字;多9句,简11句;可校勘367字句,乙正14处字句,字句的转换29处,佚文2处;差异多达七百多处;又多与早出的宋刻本相同,且后出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从而相同;所选较他选本有64篇文章是独选。《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苏辙文选本,在文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考辨

联系中原沦陷,学术南移的史实,参考"文献"概念的历史演变,在南宋时期,"中原文献之传"是指以口传议论的方式传承北宋中原学术,说某人"得中原文献之传",是指其学有渊源,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有着传承、授受关系,延续了儒学复兴以来的思想。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则指他以口传议论的方式继承张载、二程之学,代表了南宋时期关洛学传承的正宗。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关系都与关洛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讲授关洛之学与时代政治、学术氛围相一致。准确理解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解读吕祖谦哲学思想提供可靠的学术参照。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论古代“文章学”的兴起与嬗变

经义考试让程颐看到散体文章创作的兴盛、普及,认识到文章与阐发经学义理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文章之学"。朱熹、吕祖谦等人则认识到从义理的角度阐发经典与围绕立意写作经义文章。他们在如何分析文章的篇章字句等方面有高度的契合,由此他们也真正赋予"文章之学"切实的内涵。程颐将"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并列提出,也是对文、道分立的明确体认,以此为契机,明清文章学由关注法度向审美领域拓展。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

吕祖谦《唐鉴音注》的内容和价值

《唐鉴》是范祖禹在参与撰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完成的一部史论著作。吕祖谦在《唐鉴》问世不及百年后为其作"音注"是古代唯一的一种《唐鉴》注本,对原书中的字词音义、典章制度、史实典故多有发明,堪称范祖禹的"功臣"。

吕祖谦和闽地、闽人及闽学

吕祖谦是宋代著名学者、大理学家,吕祖谦和闽地、闽人及闽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闽人交往密切,不仅和闽地的多位学者有师生之谊,更与朱熹是至交好友。吕祖谦开创的婺学(吕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同是二程理学的分支,二者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陈亮与吕祖谦政治思想比较

南宋时期,婺州的陈亮与吕祖谦既有相近的为学宗旨和学术性质,又存在明显的观点分歧和思想差异,其中家庭出身、个性特征、政治实践、师承学源、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区别是主要原因。

吕祖谦与《近思录》

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本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朱熹的影响和学术地位,时有抹煞吕氏名字现象的情况发生。虽有像《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权威著作力陈其非,仍未肃清影响。勾稽朱、吕文集与两人往来书函,剖析《近思录》中具体内容,不仅可以揭示当时编纂史实,还能确立吕祖谦在《近思录》编纂中真实的历史地位。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宋濂的吕学渊源与散文理论

明代理学家、文史学家宋濂远师南宋吕祖谦,是吕学的第六代传人。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对宋濂的学术和文学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吕之嫡派",宋濂在学术思想上继承吕祖谦,将"天理"和"心"相贯通,主张"调和朱陆",推崇"事功之儒";并绍吕学以"续中原文献之统"为己任,以儒为本兼通诸子经史,积极地编撰经史著作。在散文理论范畴,宋濂亦受吕学"续中原文献之统"思想的影响,重视"以群经为本根,以迁固二史为波澜"的观念,主张学文首当以六经为宗,要求学文者在宗经的同时,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向司马迁、班固借鉴"史家笔法","不溺于文辞";他自己"为古文辞"时,就"粹然不失儒者渊源",体现了吕氏遗风。

政治、家世与学问——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

吕祖谦作为南宋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关于其学问传承,生前即有"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的共识。治宋明理学史的学者多从吕祖谦自身文献的角度加以概念性的定义,而较少从吕祖谦文献与吕氏家族先人文献参照的角度加以解读。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考察吕氏家族先人吕公著与王安石围绕"天变不足畏"之说的著名政争,以吕祖谦后学王应麟的灾异观为参照,力求更为具体地展现政治、家世对吕祖谦学问的影响,指出把握政治、家世与学问之间的关系,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具有特殊价值。

“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论吕祖谦《古文关键》对欧文的选评及其文道观

欧文是吕祖谦《古文关键》最为重要的选录与评点对象之一,吕祖谦对欧文“平淡”“有渊源”“议论文字最为反覆”“祖述韩子”等特性的认知,既有对前人欧文批评观念的承袭,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尤其彰显了吕祖谦对文章立意和行文技巧的重视。他弥补了传统宏观式、感悟性文章批评的不足,在欧文批评史上迈进了一步。同时,吕祖谦也表现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如对古文的重视、对平淡文风的推崇、对文章行文技巧的关注。吕祖谦的文道观包含更多的是文道并重的元素,其文学思想同样呈现了“兼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