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墨重彩,独树一帜:黄震研究《吕氏春秋》探析

在理学盛行的南宋,黄震作为朱子理学东发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能够对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做深入系统的研究,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黄震《黄氏日抄》对《吕氏春秋》160篇都有研究,这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在淮南王案审理中的影响——基于《史记》《汉书》的考辨

在没有亲自参与的情况下,董仲舒仍在淮南王案审理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吕步舒担任主审官并不是出于其师董仲舒的推荐,但是汉武帝之所以任命他担任主审官,主要考虑到他是董仲舒的弟子,以期他能以董仲舒的思想审理淮南王案。事实证明,吕步舒确实以《春秋》决狱,其审判依据“君亲无将”受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反之,淮南王案的审理推动法律儒家化,基本奠定了后世以司法判决宣告谋反违法性的方向,且“君亲无将”原则逐渐成为认定谋反罪的法理依据,《唐律疏议》则将其正式写入法律条文。

为人做嫁,大师风范:卢文弨校勘《吕氏春秋》研究

卢文弨作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大师,其校勘本受到学术界和藏书家的重视。卢文弨曾精校《吕氏春秋》,受到当世学者的推崇。因其校勘成果已贡献于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未能单独流传,几乎湮没无闻,至今无人对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更无人对卢文弨的《吕氏春秋》研究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全面梳理呈现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并对其进行研究,在卢文弨研究史上和《吕氏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老聃贵柔”说探微

《吕氏春秋·不二》首次提出“老聃贵柔”说,并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这样安排顺序有何寓意?其“贵柔”说提出的背景、原因是什么?依据何在,影响如何,有何意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吕氏春秋》老前孔后的排序与对《老子》五千言主旨的准确提炼,有助于人们对《老子》一书的理解与接受,对提高老聃与《老子》的地位与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吕氏春秋》其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也因评价、整合诸子、保存先秦史料得到了后人的认可,这对《吕氏春秋》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亦有裨益。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简史

《吕氏春秋》产生于战国末期,宋前以抄本流传,未见刻本。宋朝开始出现刻本,有二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三种版本在流传。元朝出版了现存最早的版本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后世的众多版本皆是从此而来。明朝是出版《吕氏春秋》版本最多的一个时期,是《吕氏春秋》出版的高峰,许多重要的版本都出版于这一时期。毕沅于乾隆五十四年出版的《吕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史上真正的精善之作。

家族校勘《吕氏春秋》之典范:梁玉绳《吕子校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集体校勘古书的例子十分丰富,但是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例子确实罕见。家族校勘《吕氏春秋》又留下具有重要影响校勘成果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梁玉绳《吕子校补》作为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代表,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梁玉绳《吕子校补》可见其家族家风之承传、家族著述之实践、校补《吕子》之典范。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郭店简《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与《墨子》之渊源关系

经考察,湖北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语丛四》第八、九简:"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为先秦流行语,相关言论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十一见,涉及墨、道、杂三家。进言之,此流行语源于墨子,十一篇文献《墨子》占其七,且意蕴丰富,例证多样,涵括道、杂二家及《语丛四》之范围。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吕氏春秋》中涉及争议的程度副词“甚”

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文章专门谈论"甚"的用法,之后有不少文章加以探讨,形成两种绝然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中用在状语位置上的"甚"字共69例,占"甚"字总量的63%。它们都直接放在形容词、动词之前,做句子的状语,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甚"在《吕氏春秋》中是程度副词,在先秦汉语中已是程度副词。

清代、民国《吕氏春秋》学史简编:范耕研《吕氏春秋书录》研究

范耕研的《吕氏春秋书录》评述了清代、民国15部影印、校勘、研究《吕氏春秋》的著作。可以说,范耕研的《吕氏春秋书录》是一部清代、民国《吕氏春秋》学史简编。总体而言,范耕研的品评客观公允,水平很高。如此集中、详尽、大量地评述《吕氏春秋》研究著作,范耕研是最早的一位,开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从吕祖谦的《博议》到王夫之的《续博议》

吕祖谦的《左氏博议》与王夫之的《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有着某种承接关系,两书在哲学和伦理思想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

古籍译英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性的中国古典文化热。但是中国古籍的英译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古代人名、君子与小人，君主、官职等方面的翻译需要重新审视。否则就易于造成读者的误解。

《吕氏春秋》中的酒文化与酒符号

酒是承载历史的一个文化符号。《吕氏春秋》共160篇,与酒相关的有29篇,其中“酒”字出现了34次,酎1次,对相关内容尚未见有专文探讨。《吕氏春秋》保存了仪狄作酒、“六必”造酒法、女性作酒、饮酒礼仪等酒文化史料,关注酒的引导激励、助威利群功效,并力戒其危害败坏效果。在叙事方面,酒符号或是引子、线索,或是场景、氛围,或是终局、恶果,与随后的议论相得益彰,对后世涉酒小说的书写有一定影响。《吕氏春秋》中颇为丰富的酒文化史料,有的首见或仅见该书,弥足珍贵,在酒文化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述论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同时关涉到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问题的讨论。《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反映了吕氏门客编定《吕氏春秋》的次序,三个部分功能不同。《八览》重在集览先秦政治与思想资源,并批评秦政得失,《六论》则进一步抽绎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十二纪》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即为新的秦王朝设计一部治国纲纪,并论述其思想基础。《十二纪》的编制,依托于秦汉之际流行的统于太一的元气宇宙论,其思想有统一性,但这种元气宇宙论,其内容主要是对战国中晚期思想成就的继承与整合。

《吕氏春秋》的文化统一观刍议

综观《吕氏春秋》的研究,古代较为萧条;晚近有所起色,今世日趋繁荣.但就对《吕氏春秋》的文化观与政治理想二者关系的研究,则较为阙如.文章即借用"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范型来研讨其文化统一观.

《吕氏春秋》的官德修养及其当代启示

《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的杂家著作,其中关于官德修养的论述颇具特色,是一种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同等关照的修养观念,既秉承了道家的返朴归真、少私寡欲、注重养生的思想,又吸取了儒家民本、仁爱、诚信等思想,包括"以道为宗"的道德修养准则、"贵公去私"的道德修养内涵、"自知贵直"的道德修养方法等丰富论断。就当代启示而言,"道"这一形式性至善原则,可以避免任何具体的善作为至善所可能带来的善的暴政;"贵公去私"的修养内涵是治理官员腐败的精神方剂;而"自知贵直"则为官员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