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做嫁,大师风范:卢文弨校勘《吕氏春秋》研究

卢文弨作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大师,其校勘本受到学术界和藏书家的重视。卢文弨曾精校《吕氏春秋》,受到当世学者的推崇。因其校勘成果已贡献于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未能单独流传,几乎湮没无闻,至今无人对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更无人对卢文弨的《吕氏春秋》研究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全面梳理呈现卢文弨《吕氏春秋》校勘成果并对其进行研究,在卢文弨研究史上和《吕氏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老聃贵柔”说探微

《吕氏春秋·不二》首次提出“老聃贵柔”说,并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这样安排顺序有何寓意?其“贵柔”说提出的背景、原因是什么?依据何在,影响如何,有何意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吕氏春秋》老前孔后的排序与对《老子》五千言主旨的准确提炼,有助于人们对《老子》一书的理解与接受,对提高老聃与《老子》的地位与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吕氏春秋》其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也因评价、整合诸子、保存先秦史料得到了后人的认可,这对《吕氏春秋》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亦有裨益。

论《吕氏春秋》的气学思想

《吕氏春秋》气学思想包含“精行四时”的“圜道说”,“本生”“适欲”“达郁”的精气涵养理论,以及“与元同气”、执一无为的政治主张三个方面,是对先秦道家气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吕氏春秋》同时把阴阳家关于四时之气的思想纳入黄老道家的“精气说”范畴,在继承《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等黄老道家养气以施无为之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保证君主政令畅通的必要性。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九尾白狐与禹娶涂山女神话

赵晔《吴越春秋》记载了著名的禹娶涂山女神话。但《书钞》、《类聚》、《御览》等类书引此神话时,部分条目注出《吕氏春秋》,故古今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该书佚文,这是错误的。禹娶涂山女神话神秘怪诞之处在于九尾白狐意象。战国时期,九尾白狐被认为是以金德王天下的商汤兴起之瑞,与以木德王天下的禹无关。汉儒根据五行相生说改造古史系统,以禹为金德,九尾白狐遂成禹兴之瑞。汉人将九尾白狐意象纳入禹与涂山女的婚姻故事,一段近实的历史传说蜕变为一则浪漫的神话。禹娶涂山女神话是历史神话化的一个实例。

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简史

《吕氏春秋》产生于战国末期,宋前以抄本流传,未见刻本。宋朝开始出现刻本,有二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三种版本在流传。元朝出版了现存最早的版本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后世的众多版本皆是从此而来。明朝是出版《吕氏春秋》版本最多的一个时期,是《吕氏春秋》出版的高峰,许多重要的版本都出版于这一时期。毕沅于乾隆五十四年出版的《吕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是中国古代《吕氏春秋》出版史上真正的精善之作。

妖梦不妖——《左传》梦占应验原因探析

《左传》记梦近30例,梦象多有鬼神妖异,且大多记录了占梦和应验的具体情况,记梦的数量和详细程度都居先秦典籍之冠,多被人认为是"记妖梦以垂文"而备受诟病。《左传》这一特点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史学文本中文学性、趣味性的增强,却并非作者有意宣扬鬼神卜验、天道报应,现代人看来神奇莫测的梦占现象,细究起来则有内在逻辑可循。梦的产生、应验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梦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春秋时期的鬼神信仰相关。占梦"应验"一是因为梦与做梦者的生理、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其本身就带有预言性;二是占梦者大都知识广博且善于把握做梦者心理;三是因为史官对占梦史料有倾向性的选择——占梦的应验都有其内在逻辑可循,所谓之"妖梦"并不妖,这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倾向。

家族校勘《吕氏春秋》之典范:梁玉绳《吕子校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集体校勘古书的例子十分丰富,但是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例子确实罕见。家族校勘《吕氏春秋》又留下具有重要影响校勘成果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梁玉绳《吕子校补》作为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代表,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梁玉绳《吕子校补》可见其家族家风之承传、家族著述之实践、校补《吕子》之典范。

略论《吕氏春秋》的柔性管理思想

吕氏春秋》在博采各家管理思想之长的基础上,熔铸了独特的柔性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在管理者的道德修养上,其要求管理者能够加强自知不矜、诚信、至公无私等方面的道德素质,实现行德爱人;在管理者的行为要求上,其强调管理者能够因而不为、善于用众,做到执一无为;在管理的过程控制中,其要求管理者能够正名审分,以确立和维护相应的制度规范,考察被管理者能否各司其职;在管理必须遵循的原则上,其要求管理者能够在重视被管理者的基础上,因民之欲、爱民利民。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徐咸清与毛奇龄交游考

徐咸清为毛奇龄"同志有学最相好者",是毛奇龄交游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徐咸清的经历、著述,分析徐咸清从理学与经学方面对毛奇龄的启发,尤其侧重徐咸清对《春秋》经文的考证、对《春秋》义例的总结及其治学方法上对毛奇龄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厘清毛奇龄研究中的语焉不详之处,更可以为毛奇龄生平及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补充。而徐咸清、毛奇龄会晤、书信等交流方式亦可扩充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学术交流网络研究。毛奇龄与徐咸清父徐人龙及徐咸清、徐咸清的一子一女三代相交,对认识毛奇龄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的形象及其影响力也有所裨益。

春秋时代关注辞令原因探析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重视辞令和讲求辞令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现象。辞令引起春秋时人重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到春秋时代以“哲学的突破”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确立的影响,也有辞令的价值在邦交中受到时人重视和春秋时期士人阶层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有关。

“君令臣忠”:《晏子春秋》君臣思想述论

《晏子春秋》提出贤明的君主应修德正己、善于纳谏、不耻下问,还要"亲贤臣、远谗佞",对臣下和而有礼、赏罚有据、建立真情;同时,该书也主张大臣应修身正德、勇于进谏、善于解答君主所问,要努力做"社稷之臣",忠贞不二、以礼事君、言辞文雅、彰君之赐。《晏子春秋》还认为君臣之间只有"和而不同""君为心、臣为四支",彼此信任、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民,它提倡大臣要"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这样的君臣思想具有许多开明意义,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吕氏春秋》中涉及争议的程度副词“甚”

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文章专门谈论"甚"的用法,之后有不少文章加以探讨,形成两种绝然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中用在状语位置上的"甚"字共69例,占"甚"字总量的63%。它们都直接放在形容词、动词之前,做句子的状语,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甚"在《吕氏春秋》中是程度副词,在先秦汉语中已是程度副词。

《吕氏春秋》轻微程度的特殊表示法

《吕氏春秋》程度副词的内部发展不甚平衡,表达程度高和表达程度变化的程度副词均已成体系,却未见真正表达轻微程度的程度副词。《吕氏春秋》表示性状或行为的轻微程度有其特殊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含有"轻微"意思的形容词或有明显程度对比的句式、部分"……而已矣"句式来体现的。

《吕氏春秋》语言观探析

《吕氏春秋》借鉴了当时各家学派的语言观,并对之加以整理、综合,最终形成了自己对语言的认识与看法。《吕氏春秋》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体现了作品内涵丰富的特点,在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意义

《晏子春秋》的真伪性、成书时间及作者是学界历来争议的焦点问题,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的发现,不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晏子春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代、民国《吕氏春秋》学史简编:范耕研《吕氏春秋书录》研究

范耕研的《吕氏春秋书录》评述了清代、民国15部影印、校勘、研究《吕氏春秋》的著作。可以说,范耕研的《吕氏春秋书录》是一部清代、民国《吕氏春秋》学史简编。总体而言,范耕研的品评客观公允,水平很高。如此集中、详尽、大量地评述《吕氏春秋》研究著作,范耕研是最早的一位,开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