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版、董乐山译《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作了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由外国人写作的关于中国红区的英文作品"墙外开花墙内香",英文的《红星照耀中国》借由中文的《西行漫记》等译本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巨大的影响,众多中译本,绵延流传,这些译作可以说具有可与原作相媲美的历史意义,其中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红星》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出版史及翻译研究论略

Red Star Over China在国内翻译出版史已达80多年,通过重译、重版、节译等各种方式传播。80多年来,其汉译基本经历了开创期、发展期、低潮期和繁荣期四个时期,其汉译样式和出版等不同时期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关注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的学理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出版社、翻译家思想和译本特征三大主题展开研究,缺乏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发展史的系统性研究。从翻译学的角度讨论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乃至中华民族的建构,都将是后续研究展开的重要选题。

红色出版文化融入出版专业教育的德育路径研究

红色出版文化是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养料,其中红色出版家、红色出版物和红色出版地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德育价值,对高职院校培养立场坚定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出版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打造双维度专业育人课程、创新文化传承育人载体以及拓展多方联动实践育人阵地等路径,将红色出版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出版专业教育中,充分发挥红色出版文化的德育价值,有利于高职院校把学科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专业特点转化为育人特色,提升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

红色出版的价值共创: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随着数字化发展和人工智能崛起,红色出版面临发展模式相对单一、市场效益下滑、产出品类不多、阅读群体缩小等困境。价值共创理论助推红色出版事业发展,以共创环境、共创主体和共创技术三个要素为依托,促成主体协同合作、优化知识服务环境和价值共创技术精准。落实到行动层面,出版机构吸纳顾客意见和读者体验,推动核心用户参与和成为创意生产者;整合出版资源和促成利益相关者交流,形成共创共享和倍增效应,形成良好的知识服务生态环境。

“大编辑出版史”的有益探索——评郝振省主编《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

郝振省主编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一书,成功书写了“大编辑出版史”,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该书既在宏观上厘清了中国编辑出版近代化的历史环境、发展历程、特征、作用,也在微观上梳理了近代重要编辑出版机构、编辑家、图书、期刊,还将编辑出版近代化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使中国近代出版史充实与形象起来,建构了一个清晰且饱满的关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的结构体系。该书在探索“大编辑出版史”中体现出三方面的鲜明特色:以编辑专业化为线索,以人为本,探究编辑出版的近代转型;从“大”视野上下功夫,全方位梳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主流的大格局,凸显红色出版,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事业的红色传统。

程伟元的出版策略与《红楼梦》的经典化

程伟元的出版策略富有远见。他以全璧策略、精品意识和精准的市场定位,为《红楼梦》的普及传播打开了大门,并引发了嘉、道时期评点派对《红楼梦》刻本进行评点的高潮,由此开启了《红楼梦》的经典化的历程。

首部《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出版及价值探析

首部《西行漫记》的译介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宣传出版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文章在分析《西行漫记》翻译出版的时代背景、出版动因、译介经过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首部《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的红色文化传播价值,认为该书的译介和传播对打破国民党当局对于中共的新闻封锁,展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面貌,增强中国人民抗战救国的坚定信念,激发红色文化题材作品翻译出版热潮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正本《红楼梦》“有意欺人”

有正本《红楼梦》,诞生于民国元年,是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一手炮制的,是《红楼梦》伪本的始作俑者,戚蓼生的序很可能是伪托。它的批语为当时"著名小说家"所加。《石头记》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多抄自有正本批语,而署上"脂砚""脂研"等名号。有正本对程甲本《红楼梦》大肆篡改,狄葆贤眉批为其篡改张目,有意欺人。

中国共产党出版评论实践的百年回顾与思考

出版评论是评论主体按照个人的体验和理解,根据一定标准,对出版现象进行说明、解释、判断的一种传播行为和研究活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的百年间,既高度重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充分注意利用包括出版评论在内的各种手段和工具引领出版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出版评论在曲折中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历史的经验教训无论对于当下出版评论的开展,还是出版事业的建设,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格局、制胜策略与启示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相伴相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早期探索与实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构建了结构严密的出版管理体系,构筑了纵横交错的出版系统,并建立了全方位覆盖的印刷发行网络,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增强红色出版物传播效果的制胜策略。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理念与实践对新时代做好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广州红色图书出版的历史考察与价值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红色图书是广州出版的重要红色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文章系统收集整理广州红色图书目录及其相关出版史料。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广州红色图书出版经历了1921-1927年、1937-1938年两大高潮,主要出版了马列主义相关著作、工农运动相关图书、抗日救亡相关图书等红色图书;广州红色图书具有注重马列主义思想的大众化传播、着重反映实地调查研究结果、紧密结合社会时局发展变化等鲜明内容特色;这批红色图书为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对于当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广州革命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着突出的时代价值。

试论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针对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现实,本文尝试阐释中国红色出版史研究中革命史、文献史和社会文化史三个研究维度,认为每个研究维度都具有优势和局限。只有立足红色出版史研究的现实传统,吸取多维度的研究方法,才能促进红色出版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民国时期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的定量分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1994)》与《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民国时期总书目》《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比较,可知三联书店曾大量出版传播马列主义著作和宣传共产革命的红色读物,该店是延安与国统区之间的传播媒介。这些红色出版物屡屡列名国民政府的禁书目录。三联版红色读物约占三联出版物的16.1%,三联版马列主义著作约占民国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16.2%,三联版禁书占民国时期禁书的16%左右。三联版马列著作、红色读物、违禁图书呈相互交叉的复杂关系,这反映出三联书店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多维叙事:红色主题出版的话语建构与传播路径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是新时代赋予红色主题出版的时代使命。本文从叙事的视角阐释红色主题出版“讲故事—话语权-软实力”的叙事逻辑,从国家叙事和地方叙事、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跨媒介叙事层面提出红色主题出版话语建构与传播路径,让中国故事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富有时代意义,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看到中国故事,听到中国好声音。

宁夏红色出版历史回溯及其当代意义

伴随着1949年9月银川解放,宁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宁夏人民出版事业从此建立并迅速发展。第一代宁夏人民出版人怀着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意识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创了宁夏人民出版事业,取得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时至今日,这些成就仍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它启示当代出版人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红色出版,坚持红色精神和文化自信。

关于“孤岛”时期上海复社的几个问题

复社是“孤岛”时期党领导的社团和出版机构。关于复社创建的缘起,有“西行漫记说”和“鲁迅全集说”。考察两部著作出版的来龙去脉,“西行漫记说”较为可信。关于复社成员,综合档案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共31人,另有5人与复社关系密切。关于复社成立时间,有1937年12月、1938年2月、1938年4月三个时间节点,这三个时间节点反映了复社的发展历程。复社除了出版《鲁迅全集》和正续《西行漫记》,再版4卷《列宁选集》,还积极推进《高尔基全集》和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孤岛”沦陷后,复社停止社团活动,但出版活动通过生活书店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延续着,并最终汇入新中国出版事业中。

山西吕梁红色出版:革命战争与时代发展之依托

山西吕梁,是抗战与解放时期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的所在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吕梁红色出版,是中共领导的抗日与解放两大革命战争的历史产物,是时代发展之重要依托,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当代价值。目前相关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通过梳理相关出版机构、出版物及出版活动,从革命战争之先锋:吕梁红色出版的萌芽成长(1937.9-1939.12)、革命战争之利器:吕梁红色出版的百花齐放(1940.1-1949.9)、时代发展之良辅:吕梁红色出版的沉淀播散(1949.10以来)等三方面,对吕梁红色出版进行历史回溯及价值考察,进而希望引起对它的整理研究与开发利用。

试论红色出版文献数据库建设中的管理规范

建设红色出版文献数据库是在数字信息化环境下红色出版文献保护、整理和出版的重要方式。目前已经建成了一批红色出版文献数据库,为红色出版史研究带来很大便利,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探讨建立一整套管理标准和规范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红色出版文献数据库建设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进而实现协同发展、资源共建和共享。

首都图书馆藏有正大字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考论——兼论李荟亭、吴晓铃的批语价值

首都图书馆藏有一套上海有正书局于1911-1912年印行的大字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2函20册。按这套《红楼梦》钤印和批语落款所示,先后有两位收藏者,其一为滦县李荟亭,其二为文史专家、文献学家吴晓铃;从装订和收藏情况分析,这套《红楼梦》曾于1949-1954年被重新装订过。书中共有李荟亭批语40余条,第74回首处附有吴晓铃抄补文字2张。从李氏所作批语看,除抄录《德清县续志》部分有关戚蓼生的文献材料外,其余多是针对《红楼梦》情节、人物等艺术分析,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可供学人参考。

《域外小说集》论:群益书社的重印及未被言明的“本质”--兼及《红星佚史》初版时间辨正之误

因为原本的交情,加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又是典型的书生型商人,他们预见了《域外小说集》的价值,所以在1921年群益书社重印了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输入异域文术新宗,志在以文艺转移国人性情,这与后来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这是《域外小说集》"本来的实质",不应该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