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研究

M1、M2均符合可测性要求。稳定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M1比M2更具可控性。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和基于M1、M2相对增长速度的分析结果表明,M1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好于M2。因此,我国仍应将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并要加强对M1的相对增长速度的调控。

广义货币M2增速放缓之谜

本文发现,2011年以来迅速发展的银行资产创新业务,影响了真实货币乘数增速近80%的变动,主导了M2增速;而央行调控的外生基础货币增速对M2增速的影响可以忽略。2017年以来,金融严监管压缩银行资产创新业务,造成其派生存款增速下降,是近期我国M2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金融监管维持高压态势,同时央行维持较低的基础货币增速,M2增速将出现过快下滑,冲击实体经济。这对货币政策在"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之间寻求平衡提出严峻挑战。

M2与M1同比增长率之差对股票价格波动的信号作用——基于次贷危机前后深圳股票市场数据的动态Probit模型分析

以次贷危机前后中国深圳股票市场中不同阶段股票价格为研究样本,分析中国M2与M1同比增长率之差对股票价格波动的信号作用、各阶段信号作用的演变以及不同性质板块所受影响效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从危机发生前到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供给变动与股票价格波动的协整关系呈逐级增强态势;中国M2与M1同比增长率之差对其后5个月的股价波动具有比较稳定的信号指示作用,且在后危机时代,这种信号作用更为明显;利用股价波动状态先验信息的动态Probit模型的预测效果优于静态Probit模型;在中小板市场中信号作用表现更强。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与M2同比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19年中央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基于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M2同比增长率在模糊轨迹上单调递减,人口出生率会伴随M2同比增长率同向运动,且两者之间的反应具有时滞,即不同步;M2同比增长率的突变会引起人口出生率的突变,且两者之间的反应具有一定的时滞。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SVAR模型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SVAR模型和门槛模型,考量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房地产金融风险产生冲击;M2增长率与房地产金融风险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业拆借利率和准备金率与房地产金融风险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在不同房价水平上具有非对称性。以货币政策调控时应注意斟酌损益,避免此消彼长,加剧房地产金融风险。

2015年货币政策运行回顾及2016年展望

2015年,货币政策总体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状态;货币创造机制顺畅,创造渠道发生显著变化,货币乘数及证券净投资的重要性大幅上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较快,与M2增速之间关系发生逆转;名义利率大幅下降但实际利率保持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定向调控功能强化。2016年,货币政策将基本维持稳健略偏宽松状态,货币乘数仍将是货币创造主渠道,M2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的差异将显著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为确保货币政策有效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及时调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口径,确保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积极防范和妥善处置金融风险,确保货币创造机制顺畅;做好相关政策及改革配套,避免货币政策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进一步扭曲。

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货币政策与银行体系风险——基于贝叶斯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在运用KMV模型测度银行体系风险基础上,采用TVP—VAR模型,研究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银行体系风险与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上升会导致M2增长率呈现上升后逐渐略微下降的趋势,且长期影响明显;对银行体系风险的影响具有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较为相似。M2增长率的上升在长期会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创造和银行体系风险。银行体系风险上升对M2增长率和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都会造成较为持久的负面影响,且长期影响非常明显。

M_1与M_2增速差和PPI的动态相关性探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货币供给、工业结构、投资需求变化对PPI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创新性地选取M1与M2增速差这一货币结构和活化指标,构建VAR模型,实证探究M1与M2增速差与PPI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PPI对M1与M2增速差的响应滞后3个月,高度正相关;对于PPI的冲击,M1与M2增速差呈短期正响应、长期负响应的态势。M1与M2增速差可作为PPI的领先指标,底部、顶部反转形态具有较强的预警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PPI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为了应对经济下行趋势,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宏观经济虽然企稳回升,带来的后果是房地产价格猛涨,而工业出厂价格却始终低迷。文章运用理论分析和VAR实证分析研究这一非对称效应,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反应较为灵敏,尤其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而PPI对货币政策反应不灵敏,整体呈现非对称效应。结合我国实际,文章提出适度增加土地供给,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创新去产能机制,扩大新产能,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