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IN模型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微信公众号为例

【目的/意义】在信息时代,用户对社会化媒体的信任程度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目前社会化媒体信息内容可信度低的问题,提出了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社会化媒体用户、平台及信息监管部门的相关行为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结合具有心理学特征的MAIN模型,提出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体系,并借助实证数据,从信息内容角度对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结论】研究表明,信息内容的实用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对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信息内容的一致性则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提升路径探析——基于MAIN模型的思考

对国际主流社会化媒体平台掌控权的缺失及平台本身所产生的复杂化媒介互动情境,让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传播面临严峻的考验。基于此,本文引入社会化媒体用户在线信息可信度评估MAIN模型,从媒介本位建构国际传播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社会化媒体信息可信度的有效路径,为应对社会化媒体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国际传播的挑战提供可行方向。

智能媒介与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实证分析

受身体功能障碍和社会无障碍环境的双重限制,在传统社会中曾区隔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视障人群,能否借助人工智能和新媒体技术等媒介参与现代社会之中?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研究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MAIN模型,对视障人群进行了问卷调查,检测了“形式”“主体”“互动”和“导航”四类需求维度下15个类目的满足指标与视障者在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因果关系。其中,社会参与指视障者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参与日常活动的情况,社交关系则是视障者在社会中能获得的支持、认同与尊重程度。回归数据显示,视障者对智能媒介工具类属性的使用对于他们的社会融合会产生正面影响,且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大于其对社交关系的影响。然而,若综合考虑视障者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程度,智能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对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视障者影响更大,且受访者在社交关系上的影响大于其在社会参与层面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媒介对视障人群是一把“双刃剑”。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使用与满足体验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视障者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是因“需”而异的。智能媒介使用与满足下的一些工具性需求指标,如“形式”维度上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了走进真实社会场景的沟通工具,成为视障者的“眼睛”。但是智能媒介在引领视障者“看见”新世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逃离”主流社会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对于社会经济背景相对不占优势的视障者,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智能媒介获得社交关系层面的支持与链接,参与到现实世界之中。这种数字化的包容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融合,若不能进一步突破他们的现实困境,技术赋能反而可能增加他们与主流社会进一步隔离与分化的风险。这个发现给新媒体技术究竟是为弱势群体增权赋能还是“技术乌托邦”的争论提供了实证案例,这或许是媒介与残障研究领域内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此外,这也是MAIN模式在不同群体中对不同媒介使用效应的实证检验。MAIN模式主要关注特定媒介的可供性在不同群体中能带来何种感知和影响,是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现代转向。依据智能媒介和视障者的特点对MAIN模式下的测量指标进行调试,验证该模式下的工具性需求和非工具性需求对视障者社会融合的影响。这是对MAIN模式的思考与验证,也是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可供性所激活的启发是如何导致不同用户群体对媒介功能的使用体验产生不同感和影响而进行的实证探讨。

城市居民智能手机使用与在线社会支持的关系考察

在线社会支持是人们应对线下社会交往中断、提升危机抵御能力的重要资源。考察居家隔离情境下智能手机与在线社会支持的关系,有助于重新定位智能媒介在媒介化加深与不确定性陡增的双重社会语境中的角色。借助将技术互动纳入考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MAIN”模型,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能为用户带来型式、主体、互动与导航四个维度的需求满足,但与在线社会支持呈现正、负效应并存的关系,而较高的城市认同水平与社区融入程度有助于提升在线社会支持。在对双重社会语境下的“连接悖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关系性、动态性的视角理解“在线”与“连接”的关系,而非寻求标准化的在线社会支持提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