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适:论孟浩然的交游诗

孟浩然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一生来去城市与山水之间,虽未显达,但声名大振。他受到同时代人追捧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自由的个性,而这种独特的个性又在他的诗歌书写中展露无遗。“交游诗”是孟浩然诗集中重要的题材内容,可以从他“交游诗”呈现的“自由之惑”、“自由之问”与“自由之适”,来探求他这种个性的显现。要之,孟浩然的诗歌书写时刻关注自身当下的感受,不假矫饰,更不在意奔走京城和隐居襄阳前后期的行为与意图是否一致。实际上,他的交游书写一直有着“自由之惑”和“自由之问”,但最终在心理上臻于“自由之适”的境界。同时,他的这种个性与诗风影响深远。

论孟浩然与李白的交游、复古诗学及“以古运律”的创作

从现存4首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作可知,两人交游颇为密切,孟浩然对李白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孟浩然、李白都是盛唐复古诗学的代表人物。“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是孟浩然复古诗学的总纲领,他标举“风雅”“六义”以革除齐梁的颓靡文风,继承了陈子昂等人关于比兴寄托的思想。在创作上,他强调伫兴而作,追求一种以“清”为突出特点的风格。孟浩然在创作实践上以五言为主,前人称其“大得建安之体”,突出表现为五律一体中“以古运律”的创作特点。无论在复古诗学观念,还是重五言轻七言,以及在五律一体中表现突出的“以古运律”的创作实践,孟浩然和李白都堪称同调。

从《文苑英华》看孟浩然在宋初的接受

在“选本”视域观照下,“唐人选唐诗”十三种选本选录孟浩然诗的具体情况可大体窥见孟诗在唐代的接受面貌。时移世易,孟诗在唐代的接受与其在宋初也有着较大差异。《文苑英华》作为北宋初期的重要官修文学类书籍,可以将其视为孟诗在宋初接受情况的重要依据。《文苑英华》选录孟浩然诗歌共95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36%,在盛唐诗人中排名第五。被选录的诗歌出现了几个明显特点:其一,只选孟浩然山水诗而不取其田园诗;其二,选诗题材多集中在与友人间的次韵唱酬及送行留别;其三,选录诗歌中多有释、道二家思想方面的内容。这显示出宋初馆阁文臣在统治阶级意志裹挟、白体诗风笼罩以及自身审美倾向影响下对孟浩然诗的接受情况。由此看到,宋初馆阁文人强化诗歌风雅传统、关注个人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以佛道思想观照内心的诗学意识。

从刘辰翁对孟浩然诗歌的评点中观其文学观念

刘辰翁作为宋末元初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较为全面地评点了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风格、篇章结构、语言修辞等。从刘辰翁对孟浩然诗歌的评点中可以管窥其文学观念,总结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尤贵情真”的思想观、“流荡自然”的创作观和“审美会意”的批评观。刘辰翁这三方面的文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追求情感真挚的文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创作方面崇尚自然、在批评方面注重审美的主基调。刘辰翁的文学观念是接近文学本质的,他注重文学的生命化和情感性,重视读者的内心体验。

论王维和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

屈原崇高峻洁的人格品质和卓绝一世的文学成就对我国历代士人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王维、孟浩然深切同情屈子的不幸遭际,秉承了屈原忠洁、孤傲的高尚品质,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方面皆汲取屈骚营养,尤其是在山水诗中体现出了他们对屈骚幽寂阒寂意境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山水诗对外译介效果研究

中国山水诗是始于谢灵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文章以中国山水诗的英文翻译和对外译介效果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山水诗代表诗人作品英文翻译历史,并从海外馆藏、亚马逊销量、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评价分析山水诗人英译诗歌集的译介效果。研究发现:中国山水诗在海外的关注呈上升趋势,在美国馆藏最多,其中王维诗歌的馆藏量、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评价最多,关注度最高;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山水诗哲学思想和译文质量,并愿意推荐书籍;辛顿在山水诗翻译领域积累了丰厚资本。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传播途径和译介受众角度提出山水诗译介的有效途径,推动中国山水诗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再现诗意的唐风园林--孟浩然故居(涧南园)营造

文人纪念性园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营造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对文化的展示和传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涧南园是孟浩然仕隐的家园,以涧南园的营造设计为例,从研究唐代文人园入手,通过挖掘孟浩然相关的诗文描述、查询史料记载,结合唐代文人园的特点,在环境中融入诗人的性格气质与诗文意境,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纪念园林。通过涧南园营造的设计总结,为文人纪念性园林的营造设计,提供一种设计布局和造景手法的新思路,实现营造方法的创新。

王士禛对孟浩然诗歌书写的接受

王士禛作诗转益多师、博化诸体,上承《诗经》,下学唐、宋、元、明之诗,但他的山水诗其实是多宗唐代的王孟一派,尤与孟音一脉相承。王士禛作为清代前期孟浩然诗歌的重要读者,尽管他个人也认为孟诗因有“寒俭之态”不及王维广博浑融,但他的山水诗歌创作仍取法孟浩然颇多。王士禛早年求学时曾抄写孟诗并且仿制孟诗,后期精进诗艺、重申诗学宗旨之时,又多次将孟诗作为神韵诗作的典范编选入册,并在创作实践中将襄阳风范化为己用,锻造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可以说,王士禛山水诗歌既是清初文坛的新发展,又是孟浩然山水诗风的绵延与回响。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多译本的翻译策略体系比较研究

文章以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为理论框架,从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以及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维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五个代表性译本加以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译者在译诗语言、词语、形式和附翻译应用层面上各具特色,每个译本的内部策略也都各成体系。

“求真”与“务实”——保罗·克罗尔《孟浩然诗歌》意象英译管窥

近年来,孟浩然诗歌的海外译介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国内对孟诗海外译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深。本文以保罗·克罗尔《孟浩然诗歌》译本为蓝本,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模式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系统为理论基石。研究发现克罗尔译本在翻译自然意象时,以“求真”为主、“务实”为辅;在翻译人文意象时,以“务实”为主“、求真”为辅。从翻译效果来看,自然意象的翻译不仅传达出意境之美,也兼顾原诗的留白空间。而人文意象的翻译则体现出三点:揭示诗人社交圈层,展现历史人物背景,展示出“儒道佛”三种不同教义的哲学观,借古喻今。

孟浩然与叶赛宁诗歌中的“天人合一”观研究

“天人合一”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它强调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并致力于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这一观念在中国诗人孟浩然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诗中均有体现。他们虽处于迥然不同的时空,却拥有息息相通的“天人”理念。基于此,论文将以孟浩然与叶赛宁诗歌创作为基础,结合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美学观点对两位诗人的“天人合一”观进行研究,在中俄异质文化背景下剖析二人诗学特色与哲理意蕴。

两山之间:论襄阳鹿门山与岘山对孟浩然的影响和塑造

孟浩然与故乡襄阳彼此注解、彼此成全,襄阳的山川风物不仅组成了孟浩然的物质生活环境,而且对其诗人形象及诗歌精神的变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故世有“孟襄阳”之称。鹿门山与岘山作为孟诗中襄阳最重要的山林,两山各自所代表的庞德公与羊祜的典故文化,及背后仕与隐的不同处世态度,在孟浩然生前、身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塑造。分析孟浩然诗对两山的表现与两山在孟浩然身后评价接受中的不同地位,可以从更微观的视角考察襄阳与孟浩然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意象传达策略--以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六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文化意象传达是实现译诗"意美"的关键。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意美不仅取决于译者对全诗各诗句的理解和韵律手段的使用,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全诗意境和言外之意的整体把握是否能使译诗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声音、诗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使译文达到与原作同样的审美价值。

孟浩然诗水意象解密

符号影响着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选择。孟浩然大量使用水符号,表述和传达出一种因价值失落而引发惜痛的辛酸,其主要兴奋点一直聚焦于主体自我价值。水被诗人广泛地情致化,用以体现个体生命与社会及其自然的关系,成为诗人承载其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趣的最合适外物。诗人企图放弃政治,然而他终究不能放弃儒家价值理想的追求,而其性格和生活态度上又常常以"道"的形态出现,这就形成了他"外道内儒"的生命风采。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

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及其文化品相

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主要体现在:一、提出"物情多贵远"的美学观念,对创作中的心物关系问题有明确的认识。二、极力标举诗歌创作中的"兴",强调兴致、兴会,以及诗歌境界的多重性。三、受佛教思想影响,明确提出"诗从静悟得之"的创作观。孟浩然善于将文化的复杂性浓缩成一种至醇至厚的表意方式,他的诗歌充分敞现出中国山水田园诗歌自我发展中所形成的"诗品——山水——人品"三位一体的内在构架特征下所隐藏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和文化品相。

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孟浩然诗笔下的鹿门山与寺、僧

孟浩然几次隐居鹿门山,每次隐居的感受并不相同,隐逸生活的选择又影响到其对佛理禅意的理解,而认同感的强化激发了他对寺庙僧舍浓厚的兴趣,甚至与方外僧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种心理与现实的交杂互叠进一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歌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可忽视影响。

论孟浩然诗歌的语言艺术

论文论述了孟浩然诗歌的词汇、造句、修辞和语言的艺术特色与创造。认为孟浩然诗的语言风格是平淡而新奇,大巧若拙,善于运用词性的搭配和句式变化,使诗的语言随思想情感的跌宕起伏而出现舒缓紧凑平和激烈的变化。孟浩然诗的语言是以自己时代的诗的语言为基础,吸收唐代的口语和唐以前的优美语言为特色,抒情语言中带有鲜明的叙述性,将平淡型的语言与豪放型和婉约型等多种类型的语言相结合,达到了自然高妙的境界。孟浩然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是盛唐前期诗人,对唐诗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