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研究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滥用“协商一致”原则导致上诉机构停摆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受到重创。世界需要一个运行正常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以阻止世界贸易环境重回GATT时期。《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是针对目前上诉机构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其除了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临时代替上诉机构职能的临时性外,还可在上诉机构恢复后作为上诉机构的补充制度,分担上诉机构的压力。现行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础运行框架仅限于满足临时性需要,若将其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程序,需要对争端解决机制、与上诉机构衔接、仲裁员机制、上诉机构报告与仲裁裁决适用机制进行构造。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的现状检视、问题反思与实践策略

基于DSU第25条提起的上诉仲裁是当前WTO上诉机构停摆现状下各成员唯一可行的上诉渠道。作为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随着上诉仲裁第一案裁决的作出,其在实际运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不仅其长期运作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与DSU现行规则的衔接规定也存在阙如。此外若不加规制,上诉仲裁庭难免会如上诉机构一样陷入司法能动主义困境,而且上诉仲裁裁决结果同样缺乏执行效率与保障。因此,未来的上诉仲裁机制宜以国际协作为依托构建长期运作方案,根据案件所处不同阶段分类适用仲裁与上诉程序,同时坚持司法克制原则,限缩仲裁庭司法权力,以裁决的有效执行为目的完善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从而更好地履行危机中维护国际经贸争端解决秩序的职能。

司法节制原则视角下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兼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为避免由不当适用司法节制原则带来的无法积极解决争端的问题,有必要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予以改革。在司法节制原则视角下,改革需要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适当延长审限、制定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内部规则。若在改革中无法保留上诉机制,则需要构建以常设专家组为基础的一审终审制,并注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规定合理的审限。若能保留上诉机制,还需要适当扩大上诉机构和上诉仲裁庭的审查权、建立发回重审制度,并明确上诉机构和上诉仲裁庭适用司法节制原则的权限。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是WTO改革的重要议题,中国应积极引领,同时加强对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性质探析

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贸易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然而,由于美国的不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停摆。2020年4月30日,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共同向WTO通报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是自上诉机构停摆以来部分成员国在争端解决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当前,对上诉仲裁的定性仍颇具争议,正确认识上诉仲裁的性质是运用该程序的前提。相比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规定的专家组-上诉机构程序,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具有独立性、临时性、灵活性和准司法性的特征,并兼具仲裁与诉讼的双重性质。

WTO临时上诉仲裁机制:性质、困境和前景

在上诉机构停摆的困局下,部分WTO成员达成《依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创设了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PIA不是国际条约,而是符合DSU第25条的上诉机构程序的替代。它依循上诉机构程序,又尝试针对上诉机构改革中的若干焦点问题,特别是超时和审查范围问题,作出制度设计尝试。尽管作为新生事物,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在参加成员、程序启动、经费和秘书支持等方面面临困难,但鉴于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功能的重要性和制度的创新性,临时上诉仲裁实际运作后会吸引更多成员的加入和适用,运作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前景依然光明。MPIA的成就取决于其实际运作情况与是否能在解决具体争端的同时提供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规则解释。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过程与未来发展

2015年底,WTO上诉机构两位成员顺利连任,但是连任与独立性的关系问题初见端倪。2016年在一位成员遴选迟迟不定的情况下,另一位成员的连任问题突如其来,引发了人们对独立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进入2017年,借一位成员突然辞职之机,美国开始向上诉机构发难,明目张胆地阻挠成员遴选和连任,导致其成员在2018年只有4人,在2019年只有3人,而在2019年底只有1人,上诉机构彻底停止运作。因此,上诉机构的最后5年是盛极而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阻挠,而美国阻挠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时任美国贸易代表对上诉机构的敌视。WTO上诉机构本来运转正常,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制造了危机。没有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出现缺陷。上诉仲裁安排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可能会产生体制性影响。上诉机构短期内不会恢复运行,但是长期看势在必复。

从WTO争端解决程序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可执行性

欧盟与中国等部分世贸组织成员近期公布了之前达成的《根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及其附件1和附件2。在WTO上诉机构结束停摆之前,这些成员若对专家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此作为再次审议的临时安排。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制度设计有其独到之处和内在逻辑。用仲裁代替上诉,从程序上看,争端解决似乎也是经历两审程序,但是这与原先的"两审终审"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上诉与仲裁制度本身的差异上,也体现在裁决的执行力方面。事实上,根据临时仲裁安排作出的裁决执行能否援引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争议的。临时仲裁安排既不是部分成员达成的诸边贸易协议,也不是对DSU的正式修改,其法律性质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执行力自然也会遭到质疑。世贸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单是争端解决的程序问题,其背后同时折射出许多实体问题。程序问题必须与实体问题一并解决,这才是迎接多边贸易体制挑战、改革WTO规则的正确方向。

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近期达成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是自2019年12月11日WTO上诉机构被迫停止运作以来,部分成员为应对WTO争端解决危机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MPIA基于DSU第25条设计,其实质在于依托仲裁,替代上诉,并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继续维护两审终审并确保裁决约束力的惟一务实及合法选择。上诉仲裁在程序启动和裁决生效两方面体现仲裁要素,从而使其有别于WTO上诉审议;但在仲裁员遴选及组庭、审理程序、法律适用及裁决执行监督等方面,则基本复制了上诉审议程序,显示了其替代上诉的实质,回应解决了参加成员在特殊时期的上诉需求。在制度创新方面,MPIA融入若干提高程序效率的规定,试图在危机背景下回应WTO上诉机制的改革需要。我国在MPIA的谈判和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须在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寻求长久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方法的同时,尝试通过该机制解决涉我WTO案件的上诉问题。

重建常态化WTO上诉机构: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实施为契机

美国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遴选,致使其深陷"停摆"僵局之中。为应对这一全球经贸治理困境,且保证两审终审及有约束力的裁决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联合欧盟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积极推动构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25条设计,将争端解决的两种途径——上诉与仲裁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制度上的创新与发展。通过设置高效的制度性举措,不仅为上诉仲裁案件的裁决提供具体细化规则,而且对未来上诉机构的改革勇作尝试。我国积极推动构建并实施上诉仲裁机制,彰显了恢复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与决心。一方面,在寻求长远解决危机的同时,通过该机制解决WTO当前所面临的上诉难问题;另一方面,以上诉仲裁安排为契机,未来各国间的合作更加密切,重建常态化WTO上诉机构已迈上快车道。

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咨询意见”问题探析

美国长期控诉WTO上诉机构在裁决中发表“咨询意见”属于司法越权行为,将对WTO争端解决机制造成损害。从性质上看,WTO上诉机构发表的“咨询意见”既不是国际性司法机关基于咨询管辖权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也不是英美法系中的“附带意见”。上诉机构裁决中是否真的存在“不必要”的结论意见,该问题本身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答案,应当赋予上诉机构自由裁量权。另外,即使部分上诉机构裁决中存在对于解决争端不必要的分析与结论,也不会产生“造法”的后果,不存在美国所说的越权风险。而对于超期审理的风险,可以为DSU第17条第12款增加“在解决争端所必需的程度内”的限定语,并先在MPIA框架下有所回应和试行,最终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作。

WTO上诉仲裁机制的建立

WTO上诉机构从2017年开始危机显现,随后情况不断恶化,终于在2019年底停止运作。在此期间,有专业人士提出了上诉仲裁的设想,以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仲裁条款作为上诉依据。欧盟与加拿大和挪威先后签订了双边协议,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2020年,23个成员建立“多方临时上诉安排”,并且选定10名仲裁员,至此上诉仲裁机制成为WTO争端上诉的替代方案,用于审理成员之间的上诉案件。该机制建立在WTO上诉程序基础之上,从受理案件到做出裁决,步骤完整;从继承经验到克服缺陷,设计周全。上诉仲裁机制不仅为上诉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具体规则,而且为未来上诉机构的完善做出了尝试,成为国际组织应对危机的典范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积极参与了上诉仲裁机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