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从别集编纂看“文”“学”关系的嬗变

六朝隋唐时期确立了别集仅收单篇辞章、不录学术著作的编纂体例以及诗赋在文体谱系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文学独立、自觉以及与学术分离的进程。宋代以后,这种传统体例被不同程度地打破。到了清代,甚至出现大量专收学术论著的别集。这种变迁,为考察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如诗赋辞章地位的升降、“文”与“学”的离合变化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视域。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论余秋雨散文的双重对话

对余秋雨主要散文作品的解读可发现其独特的双重对话特征;双重对话源于作者文化文明的解读者和传播者的自我定位;而他选择这样的自我定位,又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知识界学统与道统复杂关系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余秋雨散文及其传播构成的文化现象。

清代别集中的古文自记

清代别集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很多所录古文作品后附有自记。自记的运用当然不限于某一种文体,但在古文创作中最为多见。这既是清代学风影响下古文创作学术化的表征,也是古文家在强烈的经世目的及激烈的创作竞争驱使下努力推动其作品传播以求为人所知、所重的结果。作为一种副文本,清代古文自记为我们了解作者的古文观念,把握作品的写作动机、背景、经过、内容、写作特点及接受情况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集多种艺术于一身的音乐理论家丰子恺老师——纪念丰子恺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丰子恺老师的漫画、散文享誉国际 ,但其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适逢丰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作为他的学生理应把他当年教导我们的情景及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凭记忆书写出来 ,已表示我对丰老师辛勤教导的敬意 ,并以其苦学态度和创造精神激励后学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散文中的本土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散文创作呈现了不断加强的本土体验、文化中介身份与家园意识认同的特征。这些传达本土意识的话语具有“虚构”主体性的作用,去激活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目录学之关系

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学术理念的逐步深化和细密是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文章考察了古代诗文评著作在目录学中分化演进的轨迹 :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 ,并通过对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诗文评著作的整理、归类和研究的分析 ,试图为 2 0世纪之前的批评史研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 。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苏轼散文体制创新管窥——苏轼散文文体形态论之一

体制是文体形态的四大构成要素之一,苏轼散文按其体制可分为辞赋、论说、传状碑志、尺牍、奏议公文、箴铭颂赞、序跋、杂记八大类,其中辞赋、论说、题跋、尺牍、杂记五类体制创新最为突出,即努力突破已有的写作规范,破体为文,进一步开拓散文写作的新天地。苏轼散文体制创新一者源于他"出新意于法度之外"的创新精神,二者与他"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创作思想紧密相关。

黄公渚与周至元交游考论

黄公渚与周至元两位先贤以崂山为媒介而定交于1952年,至1962年周至元去世,两人在晚年交往颇为密切。周至元敬仰黄公渚"才兼三绝诗书画,辞具众长词赋歌"的艺术才华;黄公渚则对周至元的《崂山志》有"《华阳》《武功》二志之继步"的赞誉,并向出版社力荐。他们围绕崂山自然山水之美,在诗文、画艺两方面的十年交游,不仅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欣赏,也是山东文学和文艺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淡述说寓深情:试析苏莉散文的女性言说

散文创作在新时期达斡尔族文学中有着较大的发展,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执著于散文创作的新秀。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达斡尔民族对即将被"湮灭"的民族文化流露出无限眷恋,这种焦虑在散文中有相当的显现。在艺术上,达斡尔族散文作家善于以小见大,亦包含对淳朴绵厚的本族文化的倾力高歌。苏莉的散文可谓代表着这方面的成就。本文基于文学视角,主要从苏莉对故乡厚土、对女性自身感受以及对日渐湮灭的民族文化的关注几方面入手,结合其独有的女性立场的言说方式,试图揭示苏莉散文在新时期达斡尔族文学中独特的文学价值。

唐传奇中的骈文因素

唐传奇文章中具有明显的骈文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书信、经文和状表、论赞、对话及言论。传奇中仍部分采用骈文形式原因有三,一是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雅俗互动地结果,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二是作家群与读者群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提高传奇文的文学性是其必然要求。三是宗教,包括佛藏与道藏的韵文形式对其产生影响。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籍疑难字考辨十二则

论文对《全唐文补编》《全元诗》《徐渭集》等古籍中的■等12个疑难字从文献使用、字形演变及异文佐证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辨,沟通了字际关系,扫除了这些疑难字在准确理解诗句意义方面造成的障碍。

《唐代墓志汇编》文献版本采择不精问题举隅——以《全唐文》所收墓志为例

《唐代墓志汇编》在辑录唐代墓志时,对明清以来石学著作所录文献皆予采择,唯《全唐文》被遗漏。然将两者收录的相同墓志加以比勘会发现,其版本不仅存在较多异文,其中《全唐文》可校补《唐代墓志汇编》录文中讹漏舛误者,亦不在少数,这表明《汇编》当初采择文献的标准或者范围存在不当。

论声乐表演艺术中的二度创作

歌唱表演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时间艺术,其灵魂在于对词曲文本的二度创作。词曲文本在形式和内涵两方面的局限性为二度创作提供了空间,表演者的人文艺术修养和音乐感觉对二度创作的成败至关重要。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叶君健文学创作综论

不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叶君健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但是，多少年来，对叶君健的研究却始终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有人把这种奇怪的现象称为“叶君健现象”。本文从分析叶君健创作的童话故事、散文、小说入手，试图对叶君健的文学创作作一个全方位的勾勒与把握，以期促成评论界对叶君健应有的关注与言说。

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

文章的目的是看散文这个风格上侧重自由、随意、和真实的文学形式,怎样被数以千计的前知青运用来叙写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并探讨知青记忆叙写中,文化震惊的记忆与重构,从而审视知青文化震惊的现象及其历史反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