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磁法在固废非法填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中的应用

粤港澳大湾区非法填埋固废事件频发且类型多样,针对这类鉴定对象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案件,本研究采用多频电磁仪(GEM-2)对大湾区某固废填埋地块进行探测,通过向地下同时发射4个频率电磁波,获取地表至特定深度范围内地下物质的电阻率特征,从而快速圈定固废填埋的位置和范围,同时采用钻探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感应电磁法推断的固废填埋范围约18900 m^(2),其中A区和B区面积分别为8760 m^(2)和10140 m^(2),通过现场钻探,证实上述区域混填有市政污泥、生活垃圾、废矿渣3类固废,地下填埋厚度为0.5~5.6 m,填埋面积约24460 m^(2),总填埋量为65330 m^(3),感应电磁法在B区的测试结果与钻探方法接近。研究表明,感应电磁法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将其与钻探方法结合使用有利于提高鉴定的效率和准确性,为今后此类案件鉴定提供技术参考。

论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

非法跨境通婚的治理是中越边境地区突出的治理难题,呈现出跨境通婚有法难依、“三非人员”治理措施难以奏效和非法入境通婚人员“国民待遇化”的现状。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现状下非法跨境通婚治理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边境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非从法律上解决边民跨境通婚的非法属性。因此,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首先必须要警惕以“法律退让”方式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非法属性的思路,而后在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空间内,探索契合中越边境地区实际情况的创新治理机制。

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不具备合法的婚姻成立要件因而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我国现阶段无效婚姻仍然普遍存在 ,对当事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新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 ,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比较无效婚姻的立法 ,应注重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是一种不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为同性恋人群立法,从法律上关注弱势人群,同时又用立法约束同性恋者,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制定立法措施:(1)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人格不受歧视权;(2)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个人隐私权;(3)明确界定同性恋者的违法行为;(4)明确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

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缺失和完善

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首次确立了无效婚姻制度。这促使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趋于完善,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其仍在学界引起诸多争议,具体说来,该无效婚姻制度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瑕疵: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划分;婚姻登记机关亦可宣告婚姻无效;无效婚姻和可撤销的婚姻都自始无效原则造成非常不公平的后果;未具体规定对当事人子女的特别保护;对无效婚姻效力确认的"一裁终局"程序。因此,我国法律尚需结合国情针对以上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的法治探讨

跨国婚姻和涉外婚姻的概念有共同的特征,又有明显的区别。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的形成既有历史缘由,又具有新时代的新特点。西南边疆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事实婚姻”,目前对跨国婚姻的法律保护陷入困境。非法婚姻既给贫困家庭带来积重难返的压力,也给边疆社会治理带来严重危机。必须依据跨国婚姻的实际情况落实新生子女入户,依据宜疏不宜堵的原则加快跨国婚姻立法和修法,从行政立法和执法层面解决跨国婚姻面临的疑难问题。

明代乐户史料辨析(二则)

本文首先对明代宰相张居正的亲属被发往山西为乐户提出驳议,指出山西部分乐户奉张居正为"先祖"。主要是由于张居正曾经上疏朝廷,恢复向王府配赐乐户的制度,使乐户生活得到改善所致。其次,本文还对明代王府"私娶"乐户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朱明贵族的血统中已经掺有乐户的基因,从制度层面看这一现象是严加禁止的,但实际上却屡禁不止,造成世袭贱民与世袭贵族之间的奇异结合。

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体育赛事彩票管理与营销概况及问题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港澳台地区体育赛事彩票的营销概况进行梳理,从我国港澳台地区体育赛事彩票的发行目标、管理法规与机构、经营机构与经营情况、公益收入使用情况、节制博彩举措、问题彩民防控方面进行分析。我国港澳台地区体育赛事彩票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有:问题彩民防控有限;体育赛事彩票非法销售活动泛滥;体育赛事彩票非法营销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明确体育赛事彩票发行目标;加大问题彩民防控工作力度;完善我国责任博彩内涵。

论外籍新娘的入出境管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稳步高速发展,其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方大国崛起导致相邻国家的居民纷纷入境中国旅游、留学、工作,甚至移民。据笔者调查,目前有不少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的妇女以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公民结婚生子。大批外籍新娘入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尤其是遣返被拐卖的、涉嫌婚姻欺诈等非法入境的外籍新娘,事关国际移民的人权以及社会、家庭的稳定,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针对国内非法移民的现状,探讨依法规范外籍新娘的入出境问题。

无效婚姻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 2 0 0 1年修订实施的婚姻法中 ,增加了无效婚姻制度 ,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这是对 1980年婚姻法的补充 ,这一补充使婚姻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广西边境地区非法跨国婚姻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中越关系的正常化和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两国边民的交往更加密切。由于地缘条件、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传统习惯、人口性别比例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广西边境地区非法跨国婚姻大量存在。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给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公安边防部门的人口清查、遣返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在对非法跨国婚姻问题的治理上必须采取有效对策，使跨国婚姻朝着有序化、正规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广西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刑事违法性认识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是"一国两制、三个法律体系与三个独立关税区"下的跨境合作,法治壁垒成为大湾区经济合作的现实阻碍。粤港澳三地刑事法律的差异性、民众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及三地法律合作基础的薄弱性,加之跨区法律信息流通的间断性,致使三地民众欠缺共同的法治观念。随着法定犯时代的来临,刑事违法性认识错误必然成为湾区常态性的法律冲突。传统"不知法不免责"的法律理念,难以服务于大湾区经济建设的终极目标,因此,亟需以经济发展为原则,重塑违法性认识错误的主客观判定标准,借鉴美国以"示范法"方式统一湾区法律适用,主张通过创设新式司法机关、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等方式,化解三地刑事违法性认识冲突,以期回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主体的司法关切与需求,为大湾区经济深度合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完善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

婚姻法的法律责任制度过于笼统、原则 ,是婚姻家庭领域大量违法行为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婚姻法的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 ,必须完善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立法 ,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多种法律责任形式的。

“非法同居”的理论澄清

本文从与非法同居相关的婚姻形态入手,试图通过对相关法条的解析来澄清当前学理界存在着的对非法同居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提出了“合意的同居”这一概念,并认为不宜再使用“非法同居”这一非法学术语。

重婚罪认定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重婚罪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有配偶”、“重婚”、“结婚”等概念的理解,应结合有关立法及其相关立法精神来进行。前婚是非法同居关系的,由于欠缺重婚罪的犯罪要件,不构成重婚罪。

关于“无效婚姻”概念内涵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无效婚姻概念的内涵,学术界对无效婚姻概念内涵的认识也存在种种缺陷。在把握"无效婚姻"内涵时必须考虑无效婚姻与违法婚姻之间的关系;明确无效婚姻自身的特点;用"属加种差"的下定义方法来明确无效婚姻概念的内涵。

内地与港澳婚姻缔结制度之比较

与内地相比,在结婚概念、婚约制度、婚姻形式、结婚要件、婚姻登记等方面港澳的规定都各具特色。澳门规定了婚约制度,认可事实婚姻;港澳均规定已满16周岁又不足成年年龄的人可在一定条件下缔结婚姻,并在结婚登记中设立了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香港建立了拟结婚制度、临终婚姻制度;澳门则具有从临时批示到最终批示的婚姻登记程序以及紧急结婚制度。这些规定对内地婚姻法的完善均有较大借鉴意义。

关于完善“婚外恋”行为立法的几点思考

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受法律保护。“婚外恋”引起的违法行为不仅违背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开始引起立法上的争论。从法理上看，它破坏了法律保护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之约束是可能的，从实践上看又是复杂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之已有一定约束，但远远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精神。在以后的立法完善工作中，还有许多制度值得参考，借鉴。

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研究

由于登记婚姻制的强制性,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是两个存在交集的概念,两者的法律后果部分重叠。非婚同居有别于婚姻,不能直接适用有关婚姻的规定,但又要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使得其合理的诉求不至于被法院拒绝。有些关系则可以类推适用婚姻关系的规定如家庭暴力、姓名权、人身自由权等,应适当限制非婚同居者之间的权利,以维护婚姻正常的家庭职能。

婚姻型拐卖越南妇女犯罪原因分析

在中国,拐卖妇女至贫困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拐卖国内妇女到拐卖越南妇女,表象背后的逻辑都基本一致:解决贫困农村大龄男性的娶妻生子问题。由于农村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从周边相对贫困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邻国娶妻成为这些农村剩男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然而,境外的妇女合法入境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几乎无走通的可能性,而收买一名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既方便又便宜,因而促成了大量的越南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各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