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及其最优规则--基于“双重道德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落实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如何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在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增强银行体系韧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已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双重道德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及其最优规则。研究发现:逆周期银行资本要求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作为事前成本,其可约束银行过度放贷,抑制金融失衡的风险积累;作为风险补偿工具,其可提高银行吸收损失和应对冲击的能力,缓解传统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避免纯粹资产缩减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在实体经济冲击下,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存在矛盾冲突,需要加强二者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在金融冲击下,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相互补充、彼此强化。从社会福祉角度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改善最显著。鉴此,本文提出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不断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及强化货币政策与银行资本监管的协调与配合等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以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为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业缺乏系统性监管的缺陷,引起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深刻思考,2010年版巴塞尔协议据此提出各国监管当局应构建逆周期监管框架。本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建议的方法,利用H-P滤波法模拟计提2008-2018年间中国银行体系逆周期缓冲资本,讨论了若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可能对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取逆周期缓冲资本有助于减少货币政策波动性,提高货币、信贷与GDP的匹配度,从而减少对经济稳定的冲击,降低通货膨胀风险,一定范围内可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到自动调节作用,有助于控制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工具与相关制度安排

最近40年的金融危机史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长期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的情况下,为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大势所趋。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政策反应。

中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及逆周期资本监管研究——基于宏观审慎的视角

金融系统固有的顺周期性导致金融失衡的累积与释放,放大了经济的波动,加剧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稳定,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机制,成为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利用VEC模型及互谱分析,探讨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行为现状,结果显示,在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存在顺周期行为,经济繁荣时扩张信贷,衰退时惜贷,针对该现象,本文提出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建议,包括动态资本监管、前瞻的贷款损失拨备、全周期信用评级等。

基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金融压力测试新理念

宏观审慎管理反映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赋予金融压力测试新的理念。宏观压力测试是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具。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压力测试应重点考虑金融业的顺周期效应、金融机构的资产相关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因素。

宏观审慎框架下通道套利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构建含有影子银行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设定满足中国实践的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和同业资管产品的违约概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全面宏观审慎监管既能有效防止信贷和同业资管的通道转换,缩短融资链条,又能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仅对商业银行进行的单向监管容易衍生新的通道,弱化监管的预期稳定作用,造成杠杆率高企、资金周转复杂;打破同业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资管产品利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融资主体的信用风险,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全面监管或者打破刚性兑付在实施过渡期均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长期来看,这种负向影响会逐渐消退,宏观经济将平稳增长。建议在宏观审慎监管调控中充分考虑影子银行的替代作用,同时把握兼容监管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迁移性检验

从宏观审慎监测的视角出发,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拟合了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并使用STR模型对样本期间内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迁移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发生了结构性迁移,结构迁移时段恰好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期间;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指数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特性;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在危机过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后金融危机时期,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对金融监管的缺陷提出了改革方案,强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提高风险监管和危机处置能力。我国应借鉴欧美国家的改革措施,从宏观审慎的要求入手,关注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风险因素,从更为全局的角度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和提高我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

货币乘数影响因素的扩展分析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应理论的核心变量,在当代经济金融环境下,货币乘数的大小和变化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监管部门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以及社会公众行为偏好的共同影响。本文在对货币乘数影响因素进行扩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货币乘数决定模型,并进行了实证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要求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已不是决定因素,这也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必要性依据。

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沙盒监管: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以确保互联网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政策工具和制度手段,借助于仿真环境下的测试方式,能够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创新和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进而提升资本生产要素的效率增进。但是,目前监管沙盒在适用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时在测试对象范围、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三个层面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测试的用户数量不合理、系统性风险应对不足和跨境监管缺失等问题,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有效监管的实现。故此,建议通过合理确定测试用户样本容量、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跨境监管机制,补齐监管沙盒制度短板,在推进互联网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抵御市场风险,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增长的诱因与趋势：1978~2015年

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创造更多的货币是理解高M2/GDP的关键。中国新兴加转型的经济特征是高投资的原因,高投资是高信贷的原因,高信贷是高M2或者高货币增长的原因。我国较高的"潜在货币"即准货币在信贷综合平衡原则下最终使得信贷与货币增长大于GDP成为现实。根据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计量模型显示影响我国M2/GDP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潜在货币率、信贷货币比率与通货膨胀率。在新常态下,随着我国直接融资的增加与外汇占款的下降,除非发生严重通货紧缩与或资产泡沫,我国M2/GDP难以有大幅上升。

日本金融监管架构的变迁与启示

本文系统梳理了金融危机前日本金融监管架构的变迁史,指出从组织架构考量,日本是典型的金融厅一体化监管模式,并分析了日本金融监管架构中金融厅与央行和财务省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具体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措施。最后,本文提出了借鉴日本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四点启示:一是金融监管体制设计应尽可能避免职能冲突;二是完善监管制度应注意提高监管透明度,及时评估并适时披露监管制度改革的效果;三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应重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四是宏观审慎应于法有据、明确分工、加强协调。

P2P网络借贷、流动性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

目前,P2P网络借贷平台合法合规发展已成为重要问题。本文依据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特征事实,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P2P网络借贷经济影响、风险机理及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P2P网络借贷在提高金融渗透率、促进金融普惠的同时,也放大了信贷波动,增加了银行体系外的金融脆弱性;(2)P2P网络借贷行业存在适度最优规模边界,无序发展不利于社会福祉提高;(3)与P2P网络借贷行业规模过度相比,平台债权转让模式流动性风险更严重;(4)在监管非对称下,P2P网络借贷削弱了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因此,扩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覆盖范围,将P2P网络借贷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P2P网络借贷行业可持续发展并非对立关系,一定程度上可平抑信贷波动,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

宏观审慎监管对传染性银行风险的控制作用研究

针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传染性银行风险对金融稳定危害增大的现象,通过分析宏观审慎工具对于不同风险传染渠道的控制作用,以Rochet模型为基础建立宏观审慎模型,从理论和模型的角度论证了宏观审慎监管对传染性银行风险的控制作用并分析了作用机制,同时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合并数据,对不同政策工具组合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监管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率的控制效果最显著,应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组合对传染性银行风险进行控制。

风险准备、风险分担与金融风险防范及化解

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当前的金融稳定制度不能有效约束金融机构冒险获利的冲动,甚至可能激励微观机构选择短期行为,引发道德风险。本文根据风险—收益对称原理,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三部门模型,剖析金融衍生过程与风险积累机理,探索一种风险防范机制——结合项目风险水平从决策者当期薪酬中计提风险准备金,以约束金融机构管理者任职期内的短期冒险行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建立有效的风险准备机制的条件是,通过微观审慎监管督促金融机构准确披露风险信息,提交风险准备资金;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实时监测金融体系风险状况,准确预测风险发展态势,并有效管理风险准备资金。在风险准备金机制下,即使部分金融机构发生偿付风险,政策当局也可根据其对金融体系当前及未来稳定运行的影响,结合风险准备规模、存款保险及最后贷款人救助等采取应对措施。

基于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无法避免其繁荣期的过度冒险行为,导致系统性风险累积爆发。宏观审慎监管则需识别和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通过构建4个子系统24项指标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把24项指标划分为六个主成分,共能解释89.724%的变异量。分析我国1995年—200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我国金融稳定指数不断升高,尽管遭遇两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保持了难得的金融稳定,这得益于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逆周期调控措施的实施。

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的文献分析

传统监管经济学关于"监管分权"和"机构分立"的理论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监管变革的要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协调的"职能分立"造成不同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与调整,显示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变化新趋势:两类政策间关系将更加互补,更加高效和更加协调完整。与传统改革主要探讨监管机构的职能应分权还是应集中不同,新一轮监管理论变革与监管制度改革转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如何有效协调的制度探讨。围绕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三个理论支柱梳理文献,以"支柱形式"将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这一实践问题内化为监管部门平衡政策效果,强化沟通搭配的制度问题。

中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程度的实证研究

以1979~2014年金融监管相关政策及经济数据为基础,通过赋值和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进程,并从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视角探究了中国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程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反应机制是有效率的,但对宏观经济表现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且未能有效发挥出提升资本效率的作用。因此,监管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将维护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不断提高监管的协调性与科学性。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演化与监管研究——基于实体经济视角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金融稳定遭遇挑战。为探究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内嵌金融分层网络的多主体模型,从实体经济视角分析中国金融风险的演化特征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根源于缺乏消费基础的企业信贷的过度扩张,而这种过度负债的违约极易带来风险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向传染与负向反馈;金融机构底层资产的高度同质化、金融网络的高连通度均会加剧风险传染的程度与范围;单一的严格控杠杆政策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结合逆周期监管的适度杠杆监管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考

宏观审慎监管应视所有金融机构为一有机整体。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核心是构建一个以宏观审慎监管为基点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实行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相结合。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设计需要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两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