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及其最优规则--基于“双重道德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落实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如何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在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增强银行体系韧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已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双重道德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及其最优规则。研究发现:逆周期银行资本要求体现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作为事前成本,其可约束银行过度放贷,抑制金融失衡的风险积累;作为风险补偿工具,其可提高银行吸收损失和应对冲击的能力,缓解传统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避免纯粹资产缩减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在实体经济冲击下,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存在矛盾冲突,需要加强二者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在金融冲击下,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相互补充、彼此强化。从社会福祉角度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银行资本监管协调配合时,社会福利改善最显著。鉴此,本文提出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银行资本监管,不断完善资本补充机制及强化货币政策与银行资本监管的协调与配合等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以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为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业缺乏系统性监管的缺陷,引起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深刻思考,2010年版巴塞尔协议据此提出各国监管当局应构建逆周期监管框架。本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建议的方法,利用H-P滤波法模拟计提2008-2018年间中国银行体系逆周期缓冲资本,讨论了若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可能对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取逆周期缓冲资本有助于减少货币政策波动性,提高货币、信贷与GDP的匹配度,从而减少对经济稳定的冲击,降低通货膨胀风险,一定范围内可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到自动调节作用,有助于控制系统性风险。

宏观审慎、货币政策与银行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

本文在阐释银行贷款竞争风险效应生成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对这一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选取321家商业银行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贷款竞争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通过了Lind-Mehlum三步法检验;在竞争度低于临界值的良性竞争区制与高于临界值的恶性竞争区制,贷款竞争分别具有风险抑制与风险加剧效应。政策工具的边际影响方面,资本监管对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具有结构性治理优势,其在加强良性竞争风险抑制效应的同时减弱了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则面临权衡,二者分别从整体上削弱与放大了贷款竞争的风险效应。政策工具的协同影响方面,紧缩性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监管的治理效果在良性竞争区制均无显著影响,在恶性竞争区制分别具有加强与削弱作用。进一步考察结构维度宏观审慎因素的影响发现,以同业负债占比刻画的银行直接关联有助于增强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但也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以业务同质化水平刻画的银行间接关联会削弱良性竞争的风险抑制效应,且会放大恶性竞争的风险加剧效应。本研究对于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协调运用宏观审慎及货币政策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影响研究

基于将所有金融科技活动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中来的思路,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监管框架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在机理,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中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更具统一性和标准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则在盈利端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杠杆率存在门槛效应;“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提高盈利方面的作用,与降低风险方面的作用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金融科技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稳步实现将金融科技活动纳入监管、有效统筹好“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并在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博弈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根据商业银行创新行为适时灵活调整杠杆率,充分发挥杠杆监管的作用,为监管提质增效。

宏观审慎监管能否抑制银行信贷顺周期性?--基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

本文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纳入分析框架,基于2007-2020年中国340家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宏观审慎监管对银行信贷周期性特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监管在抑制银行信贷顺周期性方面存在权衡机制,宏观审慎监管虽能通过“提高银行资本缓冲逆周期性”与“倒逼业务多元化”来抑制信贷内生顺周期性,但也会降低逆周期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从而减弱其对信贷总体顺周期性的抑制作用。宏观审慎监管的治理效果在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国有银行中依次递减,在货币政策扩张期相对更弱,在抑制信用贷款顺周期性方面相对更强。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稳金融”效应——兼论“双支柱”框架协调

文章从结构性视角系统探究不同“双支柱”调控工具对金融周期的非线性影响,全面审视宏观金融“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结构“双支柱”调控工具的有效性存在明显异质性,宏观审慎调控中资本类工具的金融稳定效应更为占优,货币政策调控中价格型工具的金融稳定效应更为占优;“双支柱”调控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具有非对称性,金融上升周期具有同向、协同的效应,金融下行周期呈现相反、对立的效应。政府应构建以“资本类宏观审慎工具为主、流动性类宏观审慎工具为辅,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在金融上升周期“双支柱”调控政策可有效配合以形成政策合力,但应避免出现政策超调;在金融下行周期“双支柱”调控政策应妥善协调,避免宏观审慎政策力度过大而削弱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行为

近年来,在全国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各行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制造业等实体企业的经济收益涨速较慢,而金融业发展势头依旧旺盛,更多企业金融化日趋严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行,对企业金融化和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不同动机下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验证了“宏观审慎政策—企业金融化—创新行为”这一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金融投资主要是“投机逐利”动机占主导,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金融投资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研发创新的替代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工具与相关制度安排

最近40年的金融危机史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长期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的情况下,为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大势所趋。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政策反应。

中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及逆周期资本监管研究——基于宏观审慎的视角

金融系统固有的顺周期性导致金融失衡的累积与释放,放大了经济的波动,加剧了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稳定,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周期政策机制,成为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利用VEC模型及互谱分析,探讨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行为现状,结果显示,在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存在顺周期行为,经济繁荣时扩张信贷,衰退时惜贷,针对该现象,本文提出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建议,包括动态资本监管、前瞻的贷款损失拨备、全周期信用评级等。

基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金融压力测试新理念

宏观审慎管理反映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赋予金融压力测试新的理念。宏观压力测试是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具。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压力测试应重点考虑金融业的顺周期效应、金融机构的资产相关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因素。

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迁移性检验

从宏观审慎监测的视角出发,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拟合了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并使用STR模型对样本期间内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的迁移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发生了结构性迁移,结构迁移时段恰好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期间;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指数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特性;相比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宏观金融稳定指数在危机过后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宏观审慎框架下通道套利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构建含有影子银行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设定满足中国实践的宏观审慎监管规则和同业资管产品的违约概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全面宏观审慎监管既能有效防止信贷和同业资管的通道转换,缩短融资链条,又能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仅对商业银行进行的单向监管容易衍生新的通道,弱化监管的预期稳定作用,造成杠杆率高企、资金周转复杂;打破同业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资管产品利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融资主体的信用风险,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全面监管或者打破刚性兑付在实施过渡期均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长期来看,这种负向影响会逐渐消退,宏观经济将平稳增长。建议在宏观审慎监管调控中充分考虑影子银行的替代作用,同时把握兼容监管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关系。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后金融危机时期,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对金融监管的缺陷提出了改革方案,强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提高风险监管和危机处置能力。我国应借鉴欧美国家的改革措施,从宏观审慎的要求入手,关注可能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风险因素,从更为全局的角度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和提高我国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

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沙盒监管: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以确保互联网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政策工具和制度手段,借助于仿真环境下的测试方式,能够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创新和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进而提升资本生产要素的效率增进。但是,目前监管沙盒在适用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时在测试对象范围、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三个层面均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测试的用户数量不合理、系统性风险应对不足和跨境监管缺失等问题,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有效监管的实现。故此,建议通过合理确定测试用户样本容量、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强化跨境监管机制,补齐监管沙盒制度短板,在推进互联网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抵御市场风险,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货币乘数影响因素的扩展分析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应理论的核心变量,在当代经济金融环境下,货币乘数的大小和变化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监管部门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以及社会公众行为偏好的共同影响。本文在对货币乘数影响因素进行扩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货币乘数决定模型,并进行了实证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要求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已不是决定因素,这也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必要性依据。

日本金融监管架构的变迁与启示

本文系统梳理了金融危机前日本金融监管架构的变迁史,指出从组织架构考量,日本是典型的金融厅一体化监管模式,并分析了日本金融监管架构中金融厅与央行和财务省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具体形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措施。最后,本文提出了借鉴日本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四点启示:一是金融监管体制设计应尽可能避免职能冲突;二是完善监管制度应注意提高监管透明度,及时评估并适时披露监管制度改革的效果;三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应重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四是宏观审慎应于法有据、明确分工、加强协调。

P2P网络借贷、流动性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

目前,P2P网络借贷平台合法合规发展已成为重要问题。本文依据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特征事实,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P2P网络借贷经济影响、风险机理及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P2P网络借贷在提高金融渗透率、促进金融普惠的同时,也放大了信贷波动,增加了银行体系外的金融脆弱性;(2)P2P网络借贷行业存在适度最优规模边界,无序发展不利于社会福祉提高;(3)与P2P网络借贷行业规模过度相比,平台债权转让模式流动性风险更严重;(4)在监管非对称下,P2P网络借贷削弱了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因此,扩大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覆盖范围,将P2P网络借贷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P2P网络借贷行业可持续发展并非对立关系,一定程度上可平抑信贷波动,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

宏观审慎监管对传染性银行风险的控制作用研究

针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传染性银行风险对金融稳定危害增大的现象,通过分析宏观审慎工具对于不同风险传染渠道的控制作用,以Rochet模型为基础建立宏观审慎模型,从理论和模型的角度论证了宏观审慎监管对传染性银行风险的控制作用并分析了作用机制,同时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合并数据,对不同政策工具组合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监管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率的控制效果最显著,应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组合对传染性银行风险进行控制。

风险准备、风险分担与金融风险防范及化解

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当前的金融稳定制度不能有效约束金融机构冒险获利的冲动,甚至可能激励微观机构选择短期行为,引发道德风险。本文根据风险—收益对称原理,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金融机构三部门模型,剖析金融衍生过程与风险积累机理,探索一种风险防范机制——结合项目风险水平从决策者当期薪酬中计提风险准备金,以约束金融机构管理者任职期内的短期冒险行为,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建立有效的风险准备机制的条件是,通过微观审慎监管督促金融机构准确披露风险信息,提交风险准备资金;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实时监测金融体系风险状况,准确预测风险发展态势,并有效管理风险准备资金。在风险准备金机制下,即使部分金融机构发生偿付风险,政策当局也可根据其对金融体系当前及未来稳定运行的影响,结合风险准备规模、存款保险及最后贷款人救助等采取应对措施。

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的文献分析

传统监管经济学关于"监管分权"和"机构分立"的理论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监管变革的要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协调的"职能分立"造成不同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与调整,显示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变化新趋势:两类政策间关系将更加互补,更加高效和更加协调完整。与传统改革主要探讨监管机构的职能应分权还是应集中不同,新一轮监管理论变革与监管制度改革转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如何有效协调的制度探讨。围绕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三个理论支柱梳理文献,以"支柱形式"将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这一实践问题内化为监管部门平衡政策效果,强化沟通搭配的制度问题。